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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文化的基礎是中華文化，在繼承中有所發展。 |
另外，香港中國評論雜誌曾以社論形式發表文章，強調中華文化是兩岸融合的精神紐帶和橋樑，有人甚至主張達成兩岸文化交流合作協議，上海學者倪永傑指稱，透過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兩岸應該創建共同的價值概念與創新主體，他甚至擬出具體的機制與路徑圖。這其中包括成立兩岸共同文化推動委員會、文字創新推廣委員會、共編教科書等等。
除此而外，亦有大陸學者進一步為文指出，中華文化並不單指傳統文化，而是一種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基礎上進行創造性轉化，具有再造中華文明能力的嶄新的中華文化。此一新型中華文化，起碼必須像盛唐文化那樣包容、開放、多元，能夠吸引外國人來學習，來取經，來生活。對目前的海峽兩岸而言，要再造中華文化，除了攜手合作，別無他途。所言甚是。
上海台灣研究所所長俞新天教授也曾特別為文指出，兩岸文化同中有異，彼此應當相互理解，價值觀中異中有同，雙方應該摒棄曲解。她一方面樂觀的認為兩岸歷時性文化差異會隨著雙方現代化的進程與互動而縮小，但也相信同時性文化差異仍會持續存在，由於地理環境、政、經、社會體制的不同，這種大陸與台灣的不同文化特點不會輕易改變。所述合情合理。吳越、關中與江浙文化當然有異有同。
更進一步，俞教授正確指出，台灣一般文明或公民素質較高的表現倒不完全是由於保存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原因，這也和台灣現代化的發展經驗與進程有關。相對於中國大陸的保守，厚實、安土重遷的農業文明，台灣的移民、海島性格及被外國殖民的經驗，再加上冷戰期間受到大量西方，尤其是美國、日本的影響，在實踐的過程中，使得台灣民眾更早更多的接受了西方的普世、民主價值等等。事實確實如此。
談到文明與公民素質，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大家一般認為台灣民眾相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現，如禮貌、排隊、讓坐、衛生等等相對較為文明，中共前駐法大使吳建民日前在接受南方週末報的訪問時就曾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大陸確實經歷了一段以大老粗為榮的時代，這是革命時期的傳統，以工農為本，以不文明為榮、文明為恥，這與中國革命進程有關係。大陸學者及官員自省的能力讓人印象深刻，讓人期待。
另外，日前訪台的大陸文化部部長蔡武曾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上談及當今中國文化的五大缺失，其中包括：缺少經典力作，缺少澎湃的文藝高潮，缺少學術創新與文化發現，缺少大師式的文化權威，甚至包含著大量低俗偽劣淺薄的“貨色”。蔡武仍然強調權威，多由功能及官方角度出發，這些或有討論空間，但其用語之強烈，用“貨色”的字眼來形容不入流、不文明現象，同樣讓人嘆為觀止。
整體來說，中華文明確實有許多美好值得稱揚之處，如敬老尊賢、孝親敬長、重視家庭、莫為己甚、中庸和諧、忠孝仁愛、勤勉耐勞等等，但任何文化當然也有不堪的一面，中國人的貧、愚、私、弱為其大者，不重法治、講究關係、個人主義、陽奉陰違同樣顯而易見，而西方學者所指出中國人特有的毛病，如紅眼症（the concept of limited good）和互不信任（mutual suspicion）迄今仍然困擾著兩岸中國人。前者意味著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或機會的減少，不願肯定別人的成就；後者代表了人與人間的猜忌與不信任，這也可由兩岸樂透（lottery）從來沒有得主願意出面得到証實。
這裡面其實就又牽涉到所謂的陰謀與陽謀的問題。多年來，曾在台灣、大陸、香港三地研究、工作過一段時間的許多外國學者、駐台官員及國際媒體從業人員在返國、調動前最常提到的一件事是，他們對台灣人民、學者與官員的溫暖與誠信，容易知心交往，印象最為深刻。相對的是，他們覺得與大陸學者、官員來往則是困難重重，不易深交，心防最重，而且凡事習由陰謀的角度出發來看待問題。
每次中國大陸的官員、學者在談到中國崛起、兩岸和平發展，要建構兩岸互信機制、推動政治對話時，總覺得自己委屈，說事無不可告人者，自己沒有陰謀，即使要有也是陽謀。但問題是不管北京怎麼說，美國和台灣不但不信，還都認為這是統戰陰謀，都是政治宣傳性質的口號，是假話與空話，當真不得。
同樣的，華府雖然一再表示，樂於見到一個改革、開放，甚至是強大的中國，希望北京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害相關者，敦促中國的政策要能夠更為透明，未來發展方向應該更為明確，美國對於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並無定見，只是堅持過程必須和平，兩岸人民能夠接受時，中國大陸同樣是打死不信，認為這是美國陰謀。
其實，這裡面一定牽涉到許多文化、歷史、悲情、自虐、自信不夠、實力不足等等因素，許多人才會由自卑轉為自大，別人都是陰謀，自己都是陽謀，只有自己一貫正確，別人都是包藏禍心。事情的真相或許是介於陽謀與陰謀之間，這裡面或許有些地緣政治、國家利益、區域安全的原因，也或許國際政治的本質就是如此的爾虞我詐，但如果說自己的出發點都是好的善意，別人都是壞的動機，或反之亦然，這也未免太難以服人。
持平而論，台灣雖然保留了許多中華文化文明的優點和缺點，但在政治文化上也受到西方文化務實一面的影響，除了兩蔣時期仍堅持國家統一的立場之外，台灣後來一直堅持先易後難、先經後政，只願處理兩岸低階政治，而不願碰觸高階政治議題，重視民主的過程，尊重民意的表現，不談終極解決方案，這其中固然有大小強弱、力量不對稱的政治考量在內，時空環境的變化，但也反映出台灣西化較深，與國際接軌經驗豐富的一面。
在此，筆者還要特別強調中國由和平崛起走向和平發展進而文明崛起的重要。龍應台女士月前在北京大學演講，提到中國夢與台灣情，其中一部分重點在於呼籲中國要以文明崛起來贏得台灣民心及世人的尊重。如果排除可能的政治上的不當聯想和政治人物操弄的空間，台灣多數民眾對此主張多半夠能心領神會。兩岸將來的統一除了政治上的安排、權力上的分配之外，如何讓兩岸人民在文明的基礎上有更大的相容性與相似性，這才是雙方應該努力之處。
過去，筆者曾經一再主張，一個衰弱、崩潰的中國既不合乎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也對台灣有害；同樣的，一個強大，但是不夠文明、理性的中國全世界均將受到拖累，台灣則是首當其衝。於今之計，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發揮台灣在中華文化圈內特有的優勢，協助鼓勵中國大陸，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往文明、理性、王道的方向持續發展，這才是正途。文明與王道意味著軟實力，而中國必須發揚文明與王道的軟實力才能贏得尊重。
兩岸一般民眾難得有機會碰觸到高層政治，對國防、外交、區域安全這些問題更是所知有限，但大家日常生活的表現和接觸最容易給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經過多年的反共教育及負面宣傳，再加上有限的接觸經驗，台灣民眾對中國大陸確實帶有不少並非正面的看法，趙大根事件就是一個例子。這雖然只是一個偶發事件，有點以偏概全，台灣也仍有類此現象，但這些活生生的經驗對台灣民眾觀感的影響不容小覤。大陸對此亟待迎頭趕上。
對於軟實力，大陸官方特別強調文化面向，認為文化為軟實力的核心，但學界對於軟實力的定義、解釋和內涵迄今並無定論，認為這其中應該包括政治價值、思想觀念、制度設計、外交政策，甚至有人討論到軟實力的內涵、如何提升、如何建構、如何運用，目的何在，軟實力到底是互利或零合、中國是否應該外銷其軟實力的影響力、中共的軟實力對中美關係有何影響、北京應否藉此提升其影響力等等。
一般說來，大陸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戰略發展學者都同意，中國要發展王道的精神文明，而非霸道的物質文明，北京發展中國的軟實力應該內外兼顧，要在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明的基礎上培養中國的軟實力，當前中國制度的吸引力不足、合理性不夠、競爭力仍差、大家多半主張不要奢談北京共識或發展模式，以免被視為對美國挑戰，中共的軟實力仍然不足無法與美國競爭，中國大陸應該讓非政府組織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等等。
其實，從台灣的角度來看，大陸回歸中華文明，遵循正道、王道，只要北京不把發展軟實力視為對抗性的行動，不變成你輸、我贏的競賽，對台灣並非壞事。畢竟一個文明、理性、王道、改革、開放、發展、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國際行為規範的中國，這對區域安全、對世界和平、對中國人民、對兩岸關係都是好事。一個有志恢復中華文明，尋回漢唐文明盛世、歷史光榮的中國，應是兩岸所有中國人所樂於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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