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18日電／在微觀領域，尤其在金融學裡面，風險概念，支撐了保險學和保險市場的發展。風險這個概念其實就是一種虛擬思維的起步，過去在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實體占主導，但現在已經進入一個虛擬社會的時代。虛擬經濟、數字社會來臨後，不僅是經濟，整個社會快速進入虛擬化，虛擬化程度越來越高，跟我們建立在實體理性之上的認知實際上愈發背離。因此，從實體理性去觀察越來越虛擬化的社會，其中很多問題越來越難以理解。
公共風險視角的財政體現著思維的改變和對財政的另一種認知
我們基於風險邏輯對財政學開展研究，探討其概念、內涵、外延、內在機理，進一步對照現實經濟運行、財政體制、財政政策，試圖找尋一些新解釋，提出一些新的觀點和改革措施，這是風險社會對理論研究、對財政學的新要求和新呼喚。
從公共風險的視角看，財政是一種社會機制，它動員、集中和使用社會資源，調節各種利益關係，化解社會共同體面臨的公共風險，構建社會共同體發展的確定性。公共風險視角的財政體現著思維的改變和對財政的另一種認知。
一是整體觀。財政看問題要有全局視野，不只是財政的收收支支，不能局限於做一個“賬房先生”，否則就不能充分發揮其作為國家治理基礎的木桶“底板”作用。因為財政是經濟社會風險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要跳出財政看財政，不能有自己一畝三分地的觀念。防範化解公共風險的過程中要有全局意識、宏觀視野和演化觀念。
二是確定性是構建的，不是發現的。財政要改革，制度要創新，都要基於公共風險導向，有什麼樣的公共風險，就要怎麼去進行改革，以此對衝公共風險，構建新的確定性。規律是基於條件的，不知條件談規律，等於沒說。這就是說，各種規律帶來的確定性也都是構建的，自然規律也不例外，何況人類社會的運行與發展。具體到財政預算編制、績效評價、稅收制度、收費制度等內容都是分散的碎片，缺乏統一的理論將其系統梳理歸納，在實際工作中很容易出現偏差，而這些問題都應當以公共風險為導向去考慮，統一到社會共同體公共風險的防範化解當中去。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就應通過財政收支的功能化運用去對衝風險，給整個社會注入更大的確定性，這樣才能讓社會共同的公共風險最小化。
三是以風險對衝風險。財政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對衝風險，實際上是以財政風險作為一種工具去對衝公共風險，比如對衝疫情的風險、外部的風險。所以風險社會中政策的制定、調整，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權衡風險。權衡風險的起點在財政風險與公共風險，若財政不可持續，在防範化解公共風險過程中就會產生“火上澆油”效應，導致公共風險蔓延擴散；若對財政風險的工具性功能認知不足，目標與手段顛倒，追求財政風險最小化，則會導致公共風險最大化。以財政風險為手段，以對衝公共風險為目標，這是不能顛倒的。赤字財政的實踐實際上就蘊含了這種思維，從而打破了局限於財政自身的“平衡財政觀”。赤字財政成為財政常態，反映出公共風險的演化在加速，而制度變遷跟不上。對風險進行排序，將首要風險擺在最重要的位置，最終在整個社會形成動態的“風險地圖”，並根據風險地圖去調整財政政策。
四是風險是分類、分層的，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從財政視角來觀察，最典型的是公共風險、財政風險與債務風險，這既是三類風險，也是三個不同層次的風險，也是性質不同的風險，其對應的風險主體是不同的。公共風險是以整個社會共同體為主體的風險，屬於整體性的風險，或說宏觀風險；財政風險是以政府為主體的風險，政府作為公共主體承擔公共責任，所以對公共風險負有兜底的責任；債務風險也是以政府為主體的風險，但此處政府作為民事主體出現，同樣受民法的約束，比如政府作為債務人這一特殊法人出現時，必須履行償債的責任和義務。但上述三類風險不是固化的，可相互轉化，其複雜性由此而生，其轉化的具體條件因時因地而異，很難有長期規律可循。因此，在財政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辯證認識財政風險、債務風險和公共風險，需要辨證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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