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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全國發展改革系統社會發展工作會議於11月7日-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舉行。(資料圖片) |
中評社香港1月7日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今天在《聯合早報網》發表評論文章，表示“中國必須進行一場社會改革的攻堅戰”。作者認為，中國在短時間內使數以億計的人民脫離貧困，創造奇跡，但GDP主義盛行，深化了社會貧困懸及矛盾，必須加以糾正，便能促進社會穩定及為制度改革作好準備。文章内容如下：
本世紀初以來，在“以人為本”的親民政策構架中，中國領導層逐漸把社會改革擺在了改革的頭等議程。社會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一系列或一整套社會制度。這場改革的意義並不亞於七十年代末期以後的經濟改革。在很多方面，社會改革遠較經濟改革困難。對這場改革的意義，人們可以至少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解決經改的負面後果
首先，社會改革是為了應付和解決經濟改革所帶來的負面結果。在前三十年，經濟主義可以說是中國發展的主題，經濟發展就是一切。中國在短短時間裡，創造了世界經濟史奇跡。此前，沒有任何國家能够在這樣短的時間裡能够幫助數以億計的人民脫離貧困狀態，能够幫助這樣大規模的社會群體提高生活水平。
但經濟主義在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各級政府GDP主義盛行，非經濟方面的發展大多被大大忽視，導致環保惡化，資源大量浪費，貧富差異擴大和社會分化嚴重。這些由經濟發展導致的後果，加上黨政官員的大面積的深度腐敗，反映到社會層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越來越低，群體事件越來越頻繁，多數表現在各級政府和社會的對立。
很顯然，經濟主義的後果不加以糾正，經濟發展就不可持續。這一點毋需再多說。這些年來中共領導層努力加以確定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對這種單向面發展反思的產物。而社會改革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主題。
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基
其次，社會改革要為未來經濟增長奠定新的制度基礎。前面三十年的經濟增長總體上來說來源於經濟制度的改革和創新。但迄今，經濟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經很難深入下去，說明過去的增長模式已達到了頂點。進行社會改革和建設社會制度的目標是推動中國從一個非消費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的轉型。
筆者已經多次論述消費型社會是中國未來長期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很簡單，經濟增長有兩大來源，即投資和消費，而投資的最終目的也是消費。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裡建立了一個外向型經濟。增長來自投資，但投資是為外部市場服務，主要是西方市場，或者說中國的經濟體基本上是為外國人服務的。這就是中國製造、西方消費的模式。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發生，來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國這種發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顯現出來了。中國要向消費社會轉型，就必須建立一整套有助於消費社會發展的社會制度，例如醫療保險、社會保障、教育和環保等等。沒有這樣一套制度，沒有可能出現消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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