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對您有直接的影響？
杜祥琬：非常直接的影響，也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李小萌：鄧所長作為年輕一輩要樹立起來這些老前輩，說哪一個不說哪一個都很難吧？在您印象當中你覺得對你個人影響最大的。
鄧建軍：我覺得一個是剛才講的王老，王淦昌老先生，我覺得他原來有一句名言，不搞出大閃光(一種核武器實驗室模擬設備)死不瞑目，他最後一次到我們院，我們實驗室來的時候，當時題了一個詞，一定要趕超美國。我們現在應當說是這幾句話我覺得一直激勵著我們，我們現在很高興地可以說是告慰王老，我們現在的大閃光搞出來了，而且水平是世界先進水平。還有我們的陶祖聰，我們院的總工，還有我們丁伯南副院長，這兩位都是已經去世了，但是實際上對我個人影響是非常大，我們院裡老一輩科學家普通一個共同的品質就是平易近人。
杜祥琬：在和平的日子裡也有犧牲者，像郭永懷要提到一下，他就是因為飛機失事從基地飛到北京的時候，飛機失事以後，燒死了，他的故事我們可以講很多，但是最後這個鏡頭，就是飛機失事的時候是跟他警衛員抱在一起，兩人都燒焦了，可是兩人肚子之間抱了一個公文包，裡面是保密資料，完好無缺，像這樣的，在他離開世界的時候，他想的是事業。像這樣一些事情，對我們整個的隊伍感染那可以說是非常深刻的。
李小萌：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我問到胡院士，就是說中物院取得最大的成就，當您說了那些可見的成績之外，您說到了一個精神的問題，不管是兩彈精神還是說中物院的核心價值觀，說築國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我覺得這也需要給我們再做一個詳細的解釋，為什麼核武器的研究和這麼高層次的精神境界是相關聯的？
胡思得：我舉個例子，你可能會明白。鄧稼先在1985年下半年開始，他被診斷有癌症，這個時候他跟於敏同志一起給中央寫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報告，他估計到當時的核武器水平，美國和蘇聯就有可能，按照他們的政治需要會停止實驗，所以他根據我們國家的情況，他寫了非常重要的建議，這個最後的建議，他是在醫院裡邊最後完成的，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坐再一個橡皮圈，因為他是直腸癌，不能坐在凳子上，搞一個輪胎這樣，坐在這個上頭，抹汗這麼寫，他這個報告，他考慮到我們國家核試驗，如果這個事情停頓了，這對我們國家的損失太大了，因為當時我們國家當值得核武器發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所以你看，這些老先生，到生命最後一刻，考慮到我們這個事業，報告交上去以後，當然中央後來很重視，對我們後面1986年以後的核武器的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他們心裡想的就是怎麼樣使我們國家更加強大，就是這麼一個想法，所以把自己的生命最後全部貢獻給這個事業，這個我們印象相當深刻。
杜祥琬：我覺得他們創造了一個歷史性的業績，也創造了一個可以說永遠崇高的一個價值觀，既留給我們很多寶貴的具體的科學技術成果，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我覺得我們一直在這個集體裡面感受這個財富對我們的營養，我們也經常給更年輕的同志們講他們的故事，希望這樣的價值觀能够傳承下去，我想這個東西是不過時的，雖然現在時代有很大的變化，但是一種崇高的價值觀永遠是需要的。
李小萌：原子彈氫彈爆炸我們是給了世界一個驚奇，但是在這個領域當中，我們能够被接納，有一席之地，有發言權被尊重，也是一個過程，對嗎？
杜祥琬：是的，當然後來改革開放以後的學術交流，國際會議，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我們中國的核武器研制單位跟美國的核武器實驗室、俄羅斯當時還是蘇聯的核武器實驗室等等都發展了一些雙邊的交流，這些交流大家都是在各自保守各自的機密的前提下進行可能做的一些交流和一些相互的了解。
李小萌：那這個交流太微妙了。
杜祥琬：這個當然也是相互之間互利的一種相互交流了，這個相互交流應該說是一個相互的交流一個互助的提高了，但是後來我要給你講一個什麼情況呢？這些來過的科學家，對於中國的核武器靠著自己的努力發展成功，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後來又一個美國參議院叫考科斯，曾經寫過的一個報告，說中國核武器的小型化是從美國偷的資料過來的，這個完全是一種胡說八道，他對這個事情也毫不了解，這樣有一批這樣的美國科學家就來駁斥他，說根據我們了解的情況，你說的完全不對，中國是靠自己搞起來的，所以這也是交流的一個必要性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