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胡院士，其實從中物院的前身，1958年成立您就在，那個時候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就是技術方面的被屏蔽嗎？
胡思得：我們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因為第一，大家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調了好多專家，他也不知道原子彈怎麼做，所以資料非常缺乏，因此每走一步都要論證你走的這條路綫正確是非常之難的。我覺得我們有很成功的一條經驗，就是發揚學問民主，這樣就把大家自主創新的這種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當時我們在突破氫彈的時候，討論氫彈的方案是怎麼討論的？我們就在大食堂裡開會，把某一位同志的計算結果跟大家共享，做出共享，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坐在凳子上，有的人坐在桌子上，有的人站在桌子上，沒位置就站著，大家這樣來議論氫彈應該是怎麼回事，應該是什麼樣子。這樣把大家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了。
李小萌：很難想象這樣一個場面討論的是跟國家民族命運息息相關的大事兒。
杜祥琬：我們那個時候把它叫做鳴放會，你有什麼想法你就上來，你是二十幾歲的小夥子，還是你是所領導、院領導都是一樣的，平等的，學術上是民主的。所以提出很多條途徑，怎麼突破這個氫彈，然後來論證哪條途徑是科學的，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到了成功。
李小萌：這種氣氛今天聽起來都很令人向往，為什麼那個時候可以由這樣的一種氣氛被營造出來？
胡思得：我想一方面，大家誰都沒搞過，沒權威，即使這種全國調來的專家，他們也不知道原子彈、氫彈是什麼樣子。第二，我覺得這些領頭的先生們，他們都非常謙虛，比如我比他們早來了幾天，他們有時候給我們講課，有的時候我們給他們講課，所以你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早看了幾天書，他們都很認真地聽，所以像這種互教互學，平等的這種氣氛，我覺得那個時候非常突出。所以形成了這麼一個學術民主，很自由地來發表意見，我覺得最近溫總理講到要發揚學術民主，這個氣氛對我們發展科學非常重要，我覺得我們在發展兩彈過程當中，這個精神發揮得非常好。
李小萌：一方面我們當時面臨著其它國家核武器的這種核威脅，一方面我們在技術上得不到該有的支援，其實有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可以說明問題，第一顆原子彈的代號叫596是吧，這個背後的故事您給我們講講。
胡思得：在1957年的時候，中蘇有一個新國防協定，本來蘇聯幫助中國來提供教學模型，後來因為中蘇關系惡化，他們最後就撕毀了這個協議，把專家也撤回去了，把所有的資料都拿回去了。所以這樣完全靠我們自己，當時面對著剛畢業的大學生，全國調來的學生，就靠這樣大家幹起來的，我覺得有很重要的一條，剛才杜院長提到，大家愛國主義的精神，就是一定要爭這口氣，要把這個東西搞出來。當時美國用核武器老是來威脅我們，蘇聯當時又背信棄義了，他們就撕毀協議，走了。所以當時我們憋著口氣，所以就發憤圖強，當時二機部部長宋任窮同志給我們座談的時候，這個憤是憤怒的憤，大家確實憋了口氣，所以那個時候的工作狀態，可以說真正日以繼夜地幹，我們在計算的時候，手要用計算器，不像現在用很大型的計算器，三班倒，特別是生活困難的時候，好多人浮腫，當時的支部書記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每天晚上十點鐘，要讓一些身體不好的同志回去睡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