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去登記，主要還是擔心錄入的數據有洩露風險。我們不了解提供門禁設備和服務的公司，沒有文件進行說明，小區管理人員也說不清楚公司資質和數據信息安全問題。”王女士說。
在王女士看來，老舊小區進行一些智能化改造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改造之前，希望能讓居民了解更多細節問題，比如數據的安全問題誰來負責、小區是否有權力強制使用人臉識別門禁等。
“人臉識別系統安裝後形同虛設，是因為沒有切准用戶的需求。”杜明芳說，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要從用戶的實際需求出發，尊重用戶的習慣，滿足用戶在個人隱私保護以及倫理道德等方面的需求。一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存在不合理的情況，不實用就會造成閑置和浪費。另外，技術的發展要比法律法規體系的制定超前。在人臉識別等過程中，由於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不夠健全，一些用戶會擔心個人隱私、信息安全問題，這會導致其不願或不能暢通地使用智能設備。
杜明芳認為，當前，我國新型智慧城市體系化建設還存在理論研究、認知程度等方面的不足。從大數據角度來看，我國的數據量雖然非常大，但大數據互聯互通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數據一直未能共享的根源在於數據安全問題。數據共享流通，首先要解決數據的確權問題，提出一種可實操的確權方法，比如根據數據全生命周期各個階段的形態將數權賦予不同的權屬人等。
此外，杜明芳表示，智慧城市建設還面臨“各有各的方法，但誰也沒有解決問題”的“窘境”。與其這樣，不如抓住一兩個主線、核心來建設，比如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算法模型作為切入點來進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
“在新技術熱潮中盲目跟風實施的項目，往往在應用成效上存在問題。”王思博說，從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到區塊鏈，每次新技術熱潮也伴隨著或多或少的投資浪費。出現這一問題的本質在於前期智慧城市建設理念上過於強調技術驅動，而非需求牽引。
王思博告訴記者，我國智慧城市建設最主要的短板是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當前，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仍有待提升，智慧城市建設前期存在“重應用、輕安全”的思維，網絡安全的核心技術比較薄弱。另一個短板是建設運營模式。隨著經濟形勢變化，以政府為主導的傳統建設模式存在理念滯後、建設周期長、效益低、缺乏本地生態支持等諸多弊端，造成智慧城市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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