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府責任難推卸 非典教訓拋一邊
1、以謊闢謠做法拙劣 阜陽仍未吸取非典教訓
這一次，謠言又跑到了真相的前面——安徽阜陽疫情已導致22人搶救無效死亡。而在此前，謠言與恐慌彌漫在4月的阜陽城市上空。當地政府以“怕引起恐慌”的名義，用“僅有幾例死亡”、“沒有傳染關係”等“闢謠”。阜陽市一位醫療衛生系統的工作人員稱，政府一直是“內緊外松”：醫療系統內部下達了指令性文件，采取了措施，但對外沒有公布。由于官方對真相的封鎖和公布信息的遲緩，既延誤了疫情防治的時機，又導致謠言與恐慌的迅速傳播。（河北《燕趙都市報》）
當地有關部門在解釋“以謊言闢謠言”時稱，是害怕公布真相“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是爲了“維護社會穩定”——這是許多隱瞞真相者慣用的說辭。但是，從2003年的非典事件到哈爾濱停水危機，再到無錫的水污染，無數次的試錯和教訓早就普及了一個開放社會的基本常識：謠言止于公開，恐慌止于透明——信息不暢不僅是謠言和恐慌的溫床，也是社會公義的絆脚石。只有及時、權威的信息公開才能給公衆穩定和理性的預期，“以謊闢謠”才會引起公衆的恐慌。然而，到此番阜陽手足口病疫情事件，人們發現與常識背馳的、以捂爲主的應對辦法，依舊成爲一些地方政府處理公共危機的主導思路。（美國《僑報》）
很多網民“又是阜陽，又是嬰幼兒”的浩嘆聲，更讓人對阜陽市以謊言應對謠言的做法憤怒。人們記憶猶新的，是2003年前後阜陽市因劣質奶粉導致的“大頭娃娃”事件。此事件導致189例嬰兒患輕中度營養不良，12例嬰兒死亡，造成惡劣影響。事後證明，儘管“大頭娃娃”早已成爲阜陽人民的恐慌，但從群衆舉報到有關部門介入查處，竟歷經長達16個月。（北京《新京報》）
2、內緊外松執政陋習 考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在EV71疫情問題上阜陽是否刻意隱瞞，現在還不能認定，但當地政府一直“內緊外松”，“內部下達指令性文件，采取措施，對外不公布”，至少說明阜陽政府看到了疫情的可怕和嚴重性了。無論是因“誤判”延緩了疫情的及時公開，還是出于瞞報而“誤判”的，都有違《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公布傳染病疫情信息應當及時、準確”等規定，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中國江西網）
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正式施行，而阜陽疫情正好與新法來了個“無縫對接”。這與其說是一種時間巧合，倒更像是一記當頭棒喝：新法施行後，政府信息公開真能立刻得到改進和完善嗎？“政府信息公開慣例”與《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之間，將展開一場怎樣的鬥爭？（上海文新傳媒網）
很多時候，公衆尚未産生“恐慌”，某些部門和官員自己先恐慌起來了，他們不但對公衆嚴重不信任，而且對自己也缺乏最起碼的自信。如果與突發事件及其他公共事件有關的政府信息及時發布出去，他們就成了公衆視野的焦點，就要被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如果他們在組織動員、應急處置和統籌協調等環節稍有不慎或差池，就會在大庭廣衆之下暴露無遺；更有甚者，如果某些部門和官員違法行政或造成職務犯罪，需要對突發事件及其他公共事件承擔法律責任，那麽，個中“內情”、“內幕”就會隨之浮出水面。無論是出于嚴重不自信，還是爲了掩飾過錯逃避罪責，某些部門和官員都會對政府信息公開萬般恐慌。（北京《北京青年報》）
3、拷問政府行政良知 疫情幷非天灾而是人禍
從某種意義上講，阜陽這起疫情，與其說是一次天灾，不如說是一次人禍。因爲，EV71病毒在衛生學上來說幷非不可預防和控制，恰恰是阜陽地方政府刻意瞞報疫情，欺騙公衆，才導致當地人在疫情發生後放鬆警惕，以至疫病的流行。（北京《法制日報》）
阜陽EV71疫情事件不完全是疫情未做到及時公開，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而是政府官員的良知問題，縱觀發生的一件件瞞報事件，無一不是官員在考慮自身利益。“謠言止于公開，恐慌止于公開。”從非典開始，輿論再三重複著這個觀點，事實也無不說明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但阜陽市政府在EV71疫情上，“捂”依然成爲應對辦法，成爲處理公共危機的主導思路。如果當地政府是以人民生命安全爲本，就不應出現以撒謊的方式“闢謠”，就不應該面對一個個死去的生命還責成相關部門三緘其口。（福建《江南都市報》）
最基本的人道倫理在這裏的官場似乎淪陷，被現代文明視爲至高無上的生命權利，在他們眼裏則如螻蟻如草芥。那麽，究竟是什麽造成這樣權力爲禍甚烈的局面？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權力監督問責制度的缺失。首先是自下而上的社會監督的軟弱無力，驅使一些官員能够方便地將自身的政績形象置于社會公衆的利益和公共治理的責任之上；接著是自上而下的問責制度的人治現狀，即便危機爆發，他們尚可利用嫻熟的公關手段和深厚的官場人脉化險爲夷，近來“進京傳拘記者案”和“山西黑磚窑案”等系列事故官員去而複出都是鮮明的例證。（廣東《羊城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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