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認定了機會平等比資產和收入平等更能對症下藥的話，政策方向便大大不同。首先，在香港，被唐英年廢除了的遺產稅是必要恢復的。富豪家族當然可以在去世之前轉移資產，只是不管有沒有遺產稅，他們都決不會把大部份資產放在香港，一早就已經轉移了。君不見李嘉誠說他不會撤資時，同一口氣就告訴我們和黃全球的總投資，香港只佔15~16%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們除了遺產稅之外，把資產放在那裡還有其他考慮，包括稅制、法制、投資機會等等。恢復遺產稅的重要性在於宣示機會公平的原則。
其次，我們毋須打擊富豪，這是減法；重點在於扶植民企，特別是中小企，這是加法。內地國企壟斷我們不眼紅，只要求它們的利潤上繳歸公便是。香港地產財團我們也毋須仇視，只要不搞官商勾結，不特別偏袒他們就成。全球經驗都證明，在創新、活力、創造就業等方面，中小企都遠比大企業強。最重要的是，創業者成功不在於學歷，而中小企通常唯才是用，不迷信學歷。中小企發達，在香港也好，全國也好，都大大有助機會平等，增加社會流動性。
而全世界的中小企，尤其是在其創始的階段，都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對於創業者要提供的服務，是管理顧問加風險基金，一般稱之為“孵化器”服務。這一服務，香港做得不夠，主要通過“香港科技園”十分小規模和窄範圍的做，內地更聞所未聞。只要管理得宜，做得公開、公正、公平，政府應該放手孵化新興企業，不用怕虧損，反正這花費永遠都不會很高，但是只要成功孵化幾個有潛質的企業，便已夠本夠利；至於失敗的大部份受資助者，在過程中已經創造了不少就業和培訓了不少人才，對社會整體來說，還是只賺不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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