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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產利益已經成了香港的主宰 |
中評社╱題：回復香港的流動性，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香港的社會的流動問題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拉近，但在國家和地區社會內部，收入不均卻有加劇的傾向。日本一本暢銷書《下流社會》(注1)，作者三浦展提出中產階級的分崩離析，中產階級向下流動的走向。另外一本由日本著名策劃大師大前研一著的《M型社會》，更形象地認為社會收入分佈由一個鐘型過度為M型(注2)。這個問題，在香港也逐漸顯著，最常見的說法是回歸10年，香港人均GDP上升了，但家庭收入中位數不升反跌。社會流動性的問題，最近在立法會中展開動議辯論，在特區政府的策略發展委員會中，也就此作專輯討論。特區政府根據幾份本地學者的研究報告，認為香港仍然是一個具有相當社會流動性和提升個人社會階層的城市；但卻承認社會不平等，會妨礙底下階層往上流動(注3)。
在開始討論之前，我想先厘定一些概念。首先，社會流動問題基本上只指向下流動，或者缺乏向上流動的問題，因為向上流動根本就不是問題。這樣一擺，就很清楚這是一個主觀問題，我們主觀上要求社會有足夠往上流動的機制和機會。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越不均，中產階級越收縮，從下往上流動的機會便會越窄；因此，流動性問題和社會不公，其實只是一個錢幣的兩面。社會不公是有很多數字反映的客觀現實，而社會流動性則是一種難以具體捉摸的感受和對前景的判斷和反應。事後的研究，是無助解決當前的感受的。社會不公長期化，或者有惡化的傾向，自然阻礙向上流動，引起恐懼。對當事人來說，這些感受是真實的，而政治就是感受，因而轉化為政治問題。當然，在經濟增長緩慢，而貧富懸殊擴張的情況下，流動性問題就更加突出。而這正正就是香港當前的情況。
整體而言，香港的社會仍然有一定的流動性，但是無可諱言，部分市民的流動性卻明顯不佳。一般認為香港在國家欣欣向榮的大環境中，一如前特首董建華就職時的名言：“國家好，香港更好”。但是回歸十多年的經驗，一些市民的處境反而比以前差了。在基層，不少產業工人於香港工業北移的初期，北上成了“師傅”和中級管理人員，但於過去一段時期，被內地人員逐步替代，回流香港之後，收入大減。同樣道理，由於香港港口的地位於回歸後急速下降，貨櫃車司機等物流業人員也大受影響。中產階級見到回歸之後，專業職位增加，但行政管理職位收縮。而與內地經濟發展一無關係的工種如公務員、教師、社工等，基本上不覺得“國家好，香港更好”，這大概可部分解釋不少於政府和半政府機構、NGO工作市民有較大的怨憤。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從實行學校分區派位開始，香港教育資源的分配日趨不均。自幼稚園開始，名校挑家長，小朋友要花錢弄一份1公分厚的“簡歷”才有希望入圍。今天香港中學500家左右，其中國際學校16家（超過70%學生是本地人），英基學校8家、私立中學9家、直資中學49家，即約有1/5的中學學位是只有能付得起昂貴學費的家庭才能進入。這些學生除了生活環境良好，營養充足之外，日常幾個補習老師，琴棋書畫無所不學，假期不是這裡交流，就是那裡遊學，而且不少都在外國大學畢業，社交圈子非富則貴……你是大公司主管，你也會雇用他而不要那個來自天水圍，中環也未到過幾回，一出口便知缺乏“優雅”文化的小子。事實上，香港的有關研究更顯示，跟外國經驗不同，隔代貧窮在香港有加劇的趨勢。我們可以說，對上世紀80年代前出生的人而言，社會較開放流動是事實，但對“80後”來說，是另一番世界。
流動性是局部的尖銳矛盾，是未來的大問題；對任何政府，這都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而這個問題在香港已經尖銳化和明顯化，特區政府不能不盡快面對。
流動性不足也好，貧富懸殊也好，社會不公也好，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分配。香港的分配出了大問題。眾所周知，2006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0.533，是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今天這數字恐怕只會更高。與此同時，香港卻又出了大量世界級的富豪，其窮奢極侈的生活、巧取豪奪的手法，天天出現於傳媒中。
流動性下降感受增強的原因何在
在我經驗中戰後的港英管治年代，縱使是50、60年代，經濟發展緩慢，市民生活痛苦，但普遍都有一個創業興家的夢，都會認為在香港，只要有本事，自然會向上流動。我們只會崇拜那些發達的富翁，以他們為榜樣和奮鬥目標，而決不會妒忌他們、仇恨他們。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大家都覺得有希望，有奔頭。之後70、80、90年代，經濟發展快速，周邊人人都過得比以前好的實例，這種希望感更加實在。
但是無可諱言，這種普遍的希望感，是港英政府刻意構建的成果。賽馬會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在不停的頻密製造大小富翁，而且過程是隨機的，人人有份，絕對公平。在施政方面，港英無疑是偏袒英資，但是英資自成一國，以國際貿易投資為主業，與其他人沒有正面的利益沖突，反而相得益彰。他們也做地產，但都集中於某一小地段低調而漂亮地大幹，如置地只做中環甲級寫字樓，太古做特大項目。殖民地政府有無上的權威，它會平衡各方利益，分配雖然不均，但不會太差。尤其是自70年代開始，麥理浩主政的十多年，公屋、居屋、9年免費教育、綜援等一系列措施，為廣大市民建立了一個頗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安全網，讓大家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香港人普遍感覺不會有失醫、失學、餓死人的事情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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