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邊還有一些部門以及個人因素引發了矛盾。比如一項新的政策，有的政府官員不願意在立法會面先講，有的是不想讓議員介入太多，有的是要把宣佈政策的好機會留給自己。但是對立法會議員或者政黨來說，很可能是覺得沒有受到尊重，既然你要自己宣佈，議員或者政黨就“斬多四兩”，喊高價碼。這樣，不就造成矛盾了嗎？
所以，在行政、立法有一些一時難以迴避的結構性矛盾情況下，政府在推出政策時，可以向政黨摸底。
香港金融業經受考驗
可以扮演國際金融中心角色
劉迺強：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您覺得立法會對應對危機方面有沒有甚麼對策？
譚耀宗：自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已經遇到多次危機，比如九八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還有二零零三年的沙士病毒，現在又有金融海嘯。其實市民在面對危機的時候，如果辯證地看，有些事情我們一定要反思。就我看來，此次金融海嘯，對於香港要做國際金融中心而言，反而是一個機會。
以往的國際金融市場，都是美國坐莊，其他人只有下注，美國從概率上最終會贏。但是經過此次金融海嘯，特別是恰逢這些年來中國內地綜合實力大幅提高，使得國際經濟由七大工業國壟斷的局面，可能有所改變。
而且，香港銀行系統在此次金融海嘯發生至今，表現得還是比較穩健的，整個金融業暫時也沒有出現重大問題。這也表明，香港還是有條件扮演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的。
從國家來講，中國內地經濟發展以往高度依賴出口拉動，逐漸變成了最大的“世只工廠”。但是這種發展模式難以持久，在金融海嘯面前更暴露出缺陷。現在中國內地需要轉變發展模式，要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這是一種發展戰略的巨大轉變，如果轉變得宜，會令中國內地整體實力有更大的提升。
果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轉型成功，香港必定也會從中受益。
香港要考慮跟上內地速度
對自己有所調節
劉迺強：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您自己覺得香港需要有甚麼改進？
譚耀宗：內地這些年發展很快，香港也要思考對策，包括如何跟得上內地發展的速度。由於香港在決策時要經過一個民主過程，是比較慢一些，因為甚麼事情都想考慮周全，樣樣要公平、要公開。例如我擔心一些跨境大型基建工程，可能內地的部分已經建成可以使用了，香港這邊還沒開工。民主過程是好的，但是我們要想辦法跟上內地的發展速度。就是說，香港也要考慮對自己有所調節。
我們也都明白，香港的這種決策的慢，是民主的代價，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現；就是對公平追求較多，對效率追求得較少。香港顯得有些滯後，其中一個原因也是中國內地的發展速度的確非常快。作為一個大型經濟體，中國內地長達三十年的高速發展是世只經濟史的一個奇跡。
對於未來香港的經濟發展，無論政府還是政黨，都需要反思。
對金融海嘯，香港並不容易有多少作為，但是作為政黨也應該對此有所反思。就目前看，香港的表現並沒有那麼差勁，民眾的消費意欲還是很強的。而且香港政府儲備充裕，相信也不會到太差的境地。可能在立法會內，還基本上感覺不到這種危機，覺得只不過是個別市民遇到一些問題。
香港人一貫都很有靈活性，從來都不會坐等政府的決定，自己便會有所行動。
如果講香港未來的經濟，我認為還是要與內地經濟融合、互動，實現互助互利、相輔相成。香港地方狹小，未來一定要與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國融合，不斷改善自己，拓展一個更廣的生存發展空間。
譚耀宗小檔案
香港出生，英國商業管理學會永遠榮譽會士，曾修讀澳洲國立大學延續教育部成人教育課程。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同民建聯主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2月號，總第13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