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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九一八”與對中日關係癥結的認識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12-10-15 11:47:45  


 
  可是,“九一八”連同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戰,是中日關係史五大階段中四次嚴重衝突的一次而已。我們須注意,中日關係五大階段中,除了第一階段以外,其它四個階段全有重大衝突;而每次衝突的動力均先來自日方(見下)。除了“九一八”事變外,在其它三次歷史上的中日重大衝突,均沒有像1929-1931年世界大蕭條那樣的因素,那些衝突的發生又將何以解釋﹖我提這個問題,是要引出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即:為甚麼中日之間的衝突,一再發生?近來(2005年3月)日本右翼在網上還貼了要在2015年發動“聖戰”以“消滅”中國的告示。儘管這不一定成真,但為甚麼日人會一再有要與中國為敵的動機﹖我們須要很簡單審核一下中日關係這四次的重大衝突的起因,也許能揣摩出一個道理:

  中日第一次交往。自西元593年開始,日本篤信佛教的聖德太子,陸續遣送了僧人與學士到中國取經。這正值隋唐盛世。日人對中國的文物典章制度之完整嘆為觀止;對社會之富裕與政治的安穩更覺感佩。因而引起了一連串日本仿傚與改革(譬如646年的大化革新與702年的大寶律令等的問世)。這是中日關係史上五大階段唯一沒有衝突(更沒有欺負中國)的時期。

  第二階段。日本的足利幕府(Ashikaga Bakufu,1336-1573)因內戰而崩潰後,一個本來出身低微的軍人豐臣秀吉(Shideyoshi Toyotomi)得機崛起,成為新強人的局面。他在1592年統領了137,200日軍攻打朝鮮。不出一年,他佔領了朝鮮島上數個據點。當時朝鮮奉認中國為宗主國,於是中國(時值明朝末期)出兵,將日軍趕走。但豐臣秀吉心猶不甘,於1597年再捲土重來,並且擊敗中國軍隊。日軍在翌年因豐臣秀吉過世方纔撤離。

  第三階段。十九世紀,日人侵犯琉球、台灣以及朝鮮。終與中國(時值滿清末期)正式武力衝突,史稱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而簽定馬關條約。

  第四階段。始自日本關東軍侵入東北,“九一八”事變後引發八年抗戰,以日本敗降而終。這是中日關係史上衝突最劇烈與最長的一段時期。

  第五階段。1945二戰終結直到現在。在不斷起伏中,當推近30年來在東海的衝突最為顯著。目前日本正趁美國奧巴馬“重返亞洲”之傾向試圖擴展其軍力與影響。所以右翼之如石原慎太郎的有關恢復日本過去光芒並要“消滅”中國之網上說帖,恐怕已不只限於右翼的想法——因為很多日人自以為有美國的奧援,有恃無恐。

  現在,我們要回到以上我提出的一個問題,即:為甚麼中日之間幾個世紀以來一再發生衝突?而且展望將來,並沒有把握中日能像在二戰以後德國與法國之間不但學會相安無事、和平共存,而且攜手共建歐洲區域一統化迄今。為了討論方便,我們要在下面單獨闢一小章節來回答這個重要的問題。

  為何日本一再覬覦甚至侵犯中國

  要回答這個複雜問題,我們要注意一個客觀事實與一個理論的啟示。

  客觀事實。日本是一個極其缺乏天然資源的島國。據現代統計,日本是99.8%依賴進口的石油;同時它的食物50%須從國外進口⑭。

  研究區域問題(譬如只研究個別國家)的學者,很少提供理論的解釋。所謂理論即指事件發生之因果關係;尤其是從一個案例之發現可以援用至其他案例而具有解釋能力者。在國際關係之研究(以別於區域研究)中,有不同關於戰爭起源的理論。其中之一,通稱“經濟驅使定律”(Theories of Economic Imperative),有兩種不同版本。其一是創自John Hobson(1858-1940)年的“帝國主義戰爭論”。他的理論是基於他對1858-1902年波爾戰爭(Boer War)的研究。這是一場英國對當時荷蘭人控制的南非(South Africa)發動之戰爭。他發現此次海外戰爭之導因,是由於英國國內經濟生產過盛而無足夠銷路所引起⑮。換句話說,國內生產過剩而須要靠武力來尋求海外市場,造成發動帝國主義戰爭之動力。不過它與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迴異的是,Hobson認為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才會產生對外發動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參照這個理論,我們再來看英人研究早期日本的權威史學家喬治、山牧筍爵士(Sir George Samson)對日本16世紀豐臣秀吉引兵攻佔朝鮮(見前)的解釋。他認為由於足利幕府末期的內戰帶來莫大顛簸,產生了普遍的失業與商業損失;更剝奪了很多富商以及軍方營造商(goyoshonin)致富的機會。豐臣秀吉崛起後,就是這些人鼓動他去攻打朝鮮,籍以擴張就業與經濟復興之機會。所以,這是“經濟驅使定律”理論的另一版本。即海外戰爭可能是為國內尋找就業或刺激經濟復興的手段。

  知道了這兩點(客觀事實與理論啟示),我們就可以知曉日本覬覦並想侵佔中國的原因何在。因為日本島國高度缺乏資源,所以日人毫無安全感可言。因此企圖擴大其地理領域以充實其天然資源之來源,是一個很可以理解的答案。雖然《田中奏摺》⑯存在的可靠性有人質疑,但它內中的主張)“要征服支那,必須先征服滿州;要征服世界必須先征服支那),早在十九世紀對明治維新期間日本領導人有深厚影響的吉田松陰(Yoshida Shoin),就持有同樣的主張⑰。回顧以上提及的中日關係五大階段中的四次重大衝突,每次俱與日本急需爭取天然資源有關。這是我們紀念「九一八”事變71週年值得反思與切記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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