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三憲、兩岸統合”的結構，透過統合（即大陸所說的“一體化”）機制，兩岸可以在一些政策與事務上“共同治理”，這對於兩岸政府截長補短，共同為兩岸人民創造福祉有莫大助益。
筆者又以“反對分離、接受分治、推動統合、共議統一”做為兩岸和平發展的應有路徑。當兩岸和平協議簽署時，代表著兩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兩岸政治關係再進一步深化的開始。在中國大陸的崛起過程中，這將是關鍵性的一大步，美國無法再利用台灣來“遏制”或“圍堵”中國大陸。另一方面，北京能夠和平處理與台北的關係，對於北京在國際間去除“威脅者”的形象，以及改變周邊國家看待北京的態度，也會有正面的功效。
能夠妥善處理自己內部的事，特別是在化解了分離主義的可能性後，一個大國才可以真正稱得上是崛起。整個中國的崛起不應該只是大陸單獨的崛起，而是兩岸一起崛起，兩岸問題的解決不是在中國大陸崛起成為強權後才解決，而是兩岸透過統合共同創造整個中國的和平崛起。
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主導了世界
毫無疑問地，西方文明價值體系主導了全世界，而這也是西方得以主導當前國際秩序一個重要的知識與精神內涵。中國想要崛起，就必須要認真面對，如何與西方價值體系對話，而不是全盤否定或接受，也必須向西方證明，哪些地方，中華文化是有益世界的文明。如果我們以文明復興為目標理想，那麼以台灣對中華文化的理解與實踐，台灣應該可以在整個中國“文明崛起”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華文化曾經受到西方的肯定。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 1694-1778）認為中國的儒教是一個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他推崇孔子，“全然不以先知自認，絕不認為自己受神的啟示，他根本不傳播新的宗教，不求助於魔力”。（《伏爾泰全集》第七集，第330—331頁）。
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見解類似，在他主編的《百科全書》關於“中國”的一段，認為從先秦至明末的中國哲學，其基本概念是“理性”。他特別欣賞儒教“只須以‘理性’或‘真理’便可以治國平天下”。
歐洲啟蒙思想家還從歷史中看到了以倫理道德為主要內容的中國文化力量。萬里長城未能阻止異族入侵，而入主中原的異族無一不被漢族所同化。啟蒙思想家認為，這種“世界上僅見的現象”，原因在於中國所特有的倫理型文化強大的生命力。伏爾泰寫道：“這是一個巨大的證明，體現了理性與才智對盲目和野蠻的力量具有自然的優越性”。（《伏爾泰全集》第一卷，第680頁）。
中國哲學宗教色彩淡薄，而倫理準則滲透本體論、認識論、人性論，這一特質引起歐洲思想家的廣泛注意。法國啟蒙學者霍爾巴赫（Baron d'Holbach, 1723—1789）認為，“倫理與政治是相互關聯的，二者不可分離，否則便會出現危險”。而在世界上，“把政治和倫理道德緊緊相聯的國家只有中國”。（霍爾巴赫：《社會體系》，第174頁）。德國哲人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 1646-1716）也說道：“如果請一個聰明人當裁判員，而他所裁判的不是女神的美，而是民族的善，那麼我相信，他會把金蘋果送給中國人的。就我們的目前情況而論，道德的敗壞已經達到這樣的程度，因此，我幾乎覺得需要請中國的傳教士來到這裡，把自然神教的目的與實踐教給我們，正如我們給他們派了教士去傳授啟示的神學那樣”。
這些西方先哲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頌揚，逐漸淹沒在西方的船堅炮利中。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結合，讓西方人的基督教價值信仰成為強者的哲學、勇者的論述、唯一的真理。當中國開始衰弱並成為列強的次殖民地後，中國的哲學思想也就成為落後的代名詞，甚而成為衰敗的代罪羔羊。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有少數文學菁英讚揚中國文化所倡導的“兼愛”與“非攻”，但是在那個帝國主義的年代，即使是中國人，也有不少人將中華文化視為腐朽的象徵。
中國從來沒有成為世界的帝國，這代表著中華文化也沒有成為全球的話語或價值信仰。嚴格來說，中華文化的話語體系從來沒有真正地走出大洋，而僅停留在儒家文明的東亞體系。在那個“天下觀”的時代，中華文化的話語權沒有受到異族的挑戰，但是隨著西方的強大，由於器物文明的落後，中國體制不僅成為落後的象徵，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也遭到否定。
近三百年間，西方的知識價值體系，成為西方器物文明優越的附加價值。西方大國的崛起，其背後的本質思維幾乎一致，從文明的角度來看，它們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義與邪惡”的二元世界、“物競天擇”進化論下的“適者生存”強者哲學以及資本主義“資源掠奪”等的組合。“以鄰為壑”是它們崛起時處理周邊區域的態度，它們所制定的“制度”、“法律”是強者要求弱者必須遵行的規範，“弱肉強食”是國際的遊戲規則。霸權要維持他們的霸業，必須要創造出可以讓世界接受的價值與話語體系，不論是“民主和平論”、“貿易和平論”、“霸權穩定論”，看似為追求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理論，惟其本質卻更像是霸權為了要維護其霸業所建構出來的論述。
“基督教文明”的善惡二元論、“物競天擇”的強者哲學、“資本主義”的擴張正當論構成了西方文明話語體系的重要內涵。隨著器物文明的強大，西方可以界定甚麼是“善的價值體系”，西方可以詮釋甚麼是“帝國”、“文明”、“正義”、“民主”、及“和平”。歷史上西方文明的擴張，伴隨的並不是和平，而是衝突與戰爭。勝者崛起，敗者讓位。曾經是霸權國家的強權，內部有宗教、階級、族群問題，它們也都企圖用擴張來掠奪資源進而解決其內部的矛盾。
一直到今天，西方的文明話語仍然主導著世界，但是西方的文明話語仍然沒有給世界帶來和平。在西方文明爭霸的數百年間，中國傳統的天下秩序觀受到西方西伐利亞國際法主權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義理觀受到西方的利益觀挑戰，中國傳統的和平觀受到西方權力政治觀的挑戰，中國傳統的社群觀受到西方個人主義的挑戰，甚而中國傳統的幸福觀都遭遇到西方價值觀的挑戰。
中國大陸目前的力量已經提升，但是不希望看到中國大陸的崛起仍然是順著西方強權崛起的老路，中國的崛起不應該是個霸權的崛起，而是中華文化與價值的再現。我們希望中國的崛起是一個面對西方文明價值體系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後再融合了中華文化的另一種文明的崛起。
中華文化的價值思維
中華文化的價值有太多地方不同西方的文化價值。我想從兩個方面舉例來說明，中華文化能夠提供西方甚麼樣的思維。
第一、檢視是非善惡的標準不同。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基督教的精神及論述。整體來說，基督教展現的是一個雙元的世界。從上帝創造人類開始，上帝與人就處於二元的對立，彼此無法交換。西方善惡、是非的標準，也是二元的對立。在這種二元的思維下，人必須接受上帝的洗禮才能成為一個善的人，而西方從十字軍東征到宗教戰爭，總是認為自己是站在神及善的一邊。從航海大發現到全球的殖民，傳播福音、讓非基督教文化改邪歸正是西方深層的道德訴求。
在這種善惡二元論的思維下，永遠有正義的使者在替天行道，傳送西方的價值是一項美德，接受西方文明價值就是接受福音。這種西方文明優越論主宰了近三百年的世界。
中華文化接受了佛教的一些思維，首先是“人”與“佛”間是可以置換的。“人人可以成佛”，代表著人與人的“眾生”平等，不是人皆為造物者所創造的“天賦人權”的平等。佛家與道家的思想提供了“安天命”的精神基礎，與西方的“物競天擇”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佛家思想強調“善惡其實在一念之間”，每一個國家，正如同每一個人不全然是善的。佛教判斷價值的標準不僅在於做了甚麼，更在於當時的“心念”為何？從這個標準來看，西方近百年來的擴張行為，包括最近美國在全球事物的介入，到底是為了人權、和平，還是本身的國家利益、資本家的利益。美國決策者知曉、被介入者也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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