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地說，對美國而言，這個冷戰初期因為戰略需要而設計出來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在《上海公報》已經結束，即美國接受“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從此不再提“台灣地位未定論”。美國有了新的戰略佈局。
“台灣地位未定論”正式結束，但是由於中華民國長期存在的事實，另外一個問題開始產生，台灣未來的前途為何？獨立還是統一？隨著台灣民主化的步伐，“台灣前途未定論”藉著“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幽魂重新在台灣的土地上盤旋，它帶給台灣的是長達十餘年的“嗆聲式民主內戰”，社會認同分歧以及經濟的衰落，一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仍然沒解決。`
“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變形：“台灣前途未定論”
蔣介石與蔣經國任內很清楚認為，不僅是台灣，連同中國大陸都是中華民國主權與治權的一部分。蔣經國的“國族認同”很清楚，中華民國就是中國，要與中共爭中國的正統，而不是搞分離。台灣的人民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中國人與台灣人是兩個可以相互包容的概念。這段時間沒有“台灣前途未定論”的問題，台灣的前途很清楚：蔣經國是要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其目的是要光復大陸。
（一）始作俑者李登輝尋求建立屬於台灣的國族認同
李登輝接任總統以後，一方面透過國統綱領接受了北京在中國大陸享有治權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卻為尋求“獨台”（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存在憲法上的統一約束）或“台獨”（台灣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沒有統一問題）找尋理論基礎。為了達此目的，李登輝在其任內進行一個新的國族認同改造過程。
只要是人的社會就會有“我群主義”，小者是家庭、中者是部落、最高層次是建立自己的國家；也就是說，“國族主義”是“我群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李登輝擔任大位以後，分別從族群、制度、政治上建構以“台灣主體性”為內涵的認同，其目的是建立一個屬於台灣自己的排它性國族認同。
從心理學上來說，“尋求差異”是只定“我群主義”最簡單的方法。1990年代以前，台灣內部有所謂“台灣人”與“外省人”之別。為了強化台灣內部的“我群主義”，李登輝以“新台灣人”的論述來涵蓋“台灣人”（包括閩南、客家、原任民）與“外省人”，其目的在區隔在中國大陸的“中國人”。至此，“台灣”與“中國”成為兩個不同內涵的“我群主義”。“台灣人”與“中國人”為兩個不再相互包容的概念。
兩岸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同給了李登輝建構與大陸“差異”的絕佳機會，在他任內，成功建構了台灣與大陸之“異己關係”，所差的只有如何建構“國家”這一部分。
在現實的國際環境下，李登輝知道，台灣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建立新的國家，“台灣共和國”的“台獨”路線不易成功，因此，他採取了“借殼上市”的方法，即改變中華民國體質的策略。簡單地說，他開始走一條“獨台”的路線。
在政治上，李登輝從1993年起推動加入聯合國。他完全瞭解到，只要台灣尋求加入聯合國，北京一定會打壓，而北京的打壓正好可以激起台灣“我群主義”的團結。1993年起，李登輝不斷挑動北京的神經，1990年代北京多次文攻武嚇的結果使得李登輝成功地塑造出台灣被打壓的悲情意識，而這個悲情意識正是台灣“我群主義”最豐沃的溫床。
1994年，李登輝將“一個中國”去政治化與法律化，一個中國不再是中華民國，而是個歷史、文化、地理、血緣上的概念。1999年推動“兩國論”。李登輝很巧妙地以“台灣主體性”名稱做為國族建構的訴求，他的“台灣主體性”路線圖是先凝聚台灣內部的“我群主義”，再逐步從“我群主義”過渡到“國族主義”，即建立屬於台灣人的國家。
李登輝的另一個作法，即是以“民主”做為“我群主義”成長的養分，這也完全合乎當代國際社會的主流價值，因此，幾乎沒有人會或敢於提出挑戰。我們揣測李登輝的想法，只要台灣不斷的民主，台灣主體性自然會愈來愈強烈，最後會自然演變到台灣“國族主義”的形成，讓兩岸的永久分裂成為事實。李登輝選擇了一條由“量變到質變”的策略，他的國族主義建構路線圖為：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是台灣→台灣叫中華民國→台灣叫台灣→台灣是台灣共和國。
（二）台灣民主內戰的開啟
不是沒有人看出李登輝的國族建構路線圖。首先是李登輝在1994年接受司馬遼太郎的談話時，揭露了他心中的真正企圖，他“身為台灣人的悲哀”言論，日本教育的背景、對中國的厭惡、認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已經開始讓人察覺到他的最終目的為何。
李登輝在國族建構過程中碰到幾個大的問題。首先是他如何擺脫“一中憲法”對他的束縛；其次是美國是否會支持；第三是北京會採取甚麼樣的反應。李登輝無法解決這些問題，所採取的策略就是“拖”，用“民主”做為“拖”的工具。李登輝等待的是“瓜熟蒂落”，等待的是突如其來的一個“變數”（例如中國的崩潰），台灣的“國族主義”建構將可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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