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轉變的關鍵主要是1915年發生的“噍吧哖事件”，這個事件又稱為“余清芳事件”，日本官方則謂之“西來庵事件”，它是日治時期台南漢人和平埔族聯合在現在的台南市玉井區的抗日行動，事件發生時間比霧社事件早15年，約有2000人被捕，900被處死，由於處死人數太多，引發日本國內輿論譁然後才終止死刑的執行，將其他人改判無期徒刑，至昭和登基才獲得特赦。若包括陣亡、鎮壓死亡村民，事件死亡人數高達數千人，規模和對地區的後續影響均大過霧社事件。
而霧社事件是發生在1930年日治台灣的原住民抗暴事件，地點位於現在的南投縣仁愛鄉霧社。事件起因是由賽德克族馬赫坡頭目莫那．魯道率領德克達亞群各部落（賽德克族因語系的差異，後來從泰雅族獨立正名為賽德克族，而現在太魯閣族於日治時期歸依為賽德克亞族之一群，兩族有共同的起源與文化，但後來卻因地域問題分道揚鑣）。
賽德克族因不滿日本當局長期以來苛虐暴政而聯合起事，在霧社公學校運動會上襲殺日本人，事發後立即遭總督府調集軍警，以飛機、山炮、毒氣等武器強力鎮壓，而在1896年至1920年間，台灣原住民先後發動150餘次武裝抗日行動，尤以1930年爆發的霧社事件最為慘烈。事件主導人物莫那．魯道後來自殺，參與行動各部族幾乎遭滅族，數百原住民於高壓情勢下集體自殺，餘生者被強制遷至川中島，也就是現在霧社的清流部落。
“霧社事件”也震驚日本當局，是台灣原住民在日治期間最後一次激烈武裝抗日行動，這次原住民的抗日行動讓台灣總督府理蕃政策遭到挑戰，造成台灣總督石塚英藏等重要官員因咎去職。而這一段原住民抗日歷史，2011年已經被台灣知名導演魏德聖拍成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台灣上映時廣受好評。
可以說，“噍吧哖事件”是台灣漢族與原住民聯合抗日的終結點，後來平埔族也逐漸融入漢人的生活，已經跟漢人的生活沒什麼差異。
而在“噍吧哖事件”與“霧社事件”之後，日本為了因應大東亞戰爭爆發，開始調整對台政策，並且在台灣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和強制同化的政策，“皇民化運動”便是在這種環境下的產物。
日本在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開始於1936年9月，新任總督小林躋造上任後，發表統治台灣三原則：即“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這就改變原本日本長期推行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政策，一直到1941年4月9日，日本殖民當局成立“皇民奉公會”，讓皇民化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即“皇民奉公運動”。而韓國也在不久後開始推動創式改名與要求市民朗讀皇國臣民之誓詞運動。
日本和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差異
在“噍吧哖事件”以後，由於台灣漢族改採“和平抗日”的行動，除了大量的漢人到日本留學，以及參與日本議會的選舉，所以武裝抗日的行動已經很少發生，那一段“和平抗日”的行動，我在1980年代有幸和一位台灣的文學家交往，他就是現在台灣少數知名的抗日文學家楊逵。
當時，楊逵還寄居在現在台灣東海大學對面的公墓旁，他在那裡種花寫作，他的花園稱為“東海花園”，園區並不大，但由竹籬建造而成的房屋以及搭建的花棚，卻是頗有意味的隱居處所。
楊逵在日治時期曾到日本留學，也在日本寫作許多喟炙人口的小說，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篇“送報伕”的小說，描寫日本軍國主義之下，底層民眾的卑微生活。另一篇曾被選入台灣國中教材的“春光關不住”，描述在牆角下長得燦爛的玫瑰花，這篇短篇小說在選入台灣的國中教材後改名為“壓不扁的玫瑰花”。
兩篇小說都是以日本底層人的困苦生活現狀，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的擴張之下，特別是後來為了支持日本軍國主義不斷對外發動戰爭時，日本底層人士生活在悲慘世界的諷刺小說。楊逵雖然寫了多篇的諷刺日本軍國主義的小說，但是他還能夠安穩的在日本生活一段時間。
然而，在國民黨光復台灣以後，當時台灣的“警備總部”卻以楊逵所寫的諷刺日本軍國主義的小說，當成是諷刺蔣介石在台灣統治的文獻，而在“白色恐怖”時期把他送到“火燒島”（也就是現在的綠島）關了10年。
在“白色恐怖”時期，綠島是專門關一些政治犯的地方，後來台灣一首知名的歌曲“綠島小夜曲”也傳出是由綠島的政治犯所作。在台灣民主化以後，綠島取消關押政治犯的島嶼，現在已經變成台灣關押政治犯的紀念地區，許多遊客與研究台灣歷史的人士，便時常往該處找尋研究台灣歷史的重要地方。
在我和楊逵交往的時期，我常聽他描述日本人怎麼對文學家的尊重，而國民黨卻無法容忍文學家以小說諷刺蔣介石統治台灣時的苛政。雖然如此，但因為楊逵曾被關到綠島10年，在他還沒往生的時期，由於台灣還處於“白色恐怖”統治時代，他批評國民黨的苛政還是小心翼翼，深怕他的言論被流傳出去。
就因為蔣介石以“威權體制”統治台灣，所以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國民黨又實施專門清除“匪諜”的“白色恐怖”統治，加上國民黨在台灣的土地改革又採取激進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讓台灣許多土地貴族紛紛逃往日本，這也是日本會成為台獨大本營的原因，而且他們幾乎都主張要以毛澤東式的“武裝革命”來推翻國民黨的“威權體制”。
由於國民黨長期的在台灣實施“白色恐怖”政策，台灣人民又開始懷念日本統治時期的“甜美”生活，在“憶苦思甜”之下，台灣人民抗日的情結已經不復存在，反而轉向記憶起日本統治時期的美好時光。
1980年美國的“依賴理論”被引進台灣之後，許多學者開始讚美日本“工業化”台灣，所帶來的台灣發展的基礎，讓“台灣奇蹟”可以在國民黨統治下產生。
當然，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統治之下，美援和日本技術不斷輸入台灣，再加上日本觀光客的大舉來台，讓台灣的經濟得以起飛，這就讓許多台灣人民只知道日本的好，早已忘卻台灣人武裝抗日的歷史，這也是台灣人沒有反日情結，只有“友日”的感情。這一點可以從大陸的連續劇常把抗日作為素材，但台灣的電視劇卻很少以抗日的題材作為背景，這是大陸和台灣對日本不同的記憶有所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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