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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旗。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5月4日電（作者 辛旗）最近，兩岸政學界多有宏論，言及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以解決雙方談判名義及地位的構想。其中，蘇起教授任董事長的台北論壇基金會，向台當局提出在“總統府”下專設“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處理兩岸政策事務的建議。大陸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高敬德、施祥鵬，台灣學者楊開煌、張五岳、邵宗海也於此前或此後相繼提出各種觀點，見諸於報端、網絡，不再一一贅述。
其實，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並非新話題，兩岸政學界在以往亦有探討。筆者曾在1992年9月發表於台灣《中國論壇》《對中國統一前景的幾點思考》及14年前的舊作《關於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有關問題的初步探討》中提過“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的概念，主旨是可由兩岸各自管轄區域內的公權力機構組成代表團進行談判，代表團成員應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公權力，須得到兩岸當局的充分授權。可惜受限於當時兩岸關係發展的現實，這一設想只能停留在學術探討上。
其後，本人又多次把這個構想細致化，並在不同場合提過。其中，1999年5月發表於《中國評論》月刊上的《著眼兩岸人民未來，共同締造一個統一的中國》一文中更論及：如果兩岸之間的談判地位難以用名稱解決的話，可以成立“海峽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由大陸和平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和台灣和平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進行談判，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一個大的憲章，作為一個“更高的屋頂”涵蓋兩岸現有的憲法體系，繞開西方國際法理論、歐洲中心論等給兩岸中國人造成的思維定式與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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