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想法，本是作為兩岸啟動政治談判時解決雙方代表權的一種設計。眾所周知，政治談判必須首先解決誰和誰談的問題，但這是個雙方政治互信和談判身份問題，恰恰又是政治談判要解決的重要內容，這就難免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悖論。如何突破這一困境？目前的兩岸政治現實下，不可能採取兩個執政黨會談的方式，也不可能採取大陸政府和台灣當局之間對談的方式（因為必然涉及暫時無法解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定位與關係等問題）。海基會、海協會的兩會模式主旨是事務性商談，同樣無法承擔政治談判功能，有關協商架構必須要有比兩會更高的規格和更廣的代表性。
筆者的思路是，兩岸各自通過法定程序，成立一個代表治轄區（或管轄區）行政當局、且得到充分授權的機構，名稱並不重要，可以是“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大陸地區）”、“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台灣地區）”，兩岸領導人兼任委員會主委。這種設計，既解決了談判雙方的代表性問題，也暫時繞開了尚未解決的身份問題。
筆者這些想法，近年來與兩岸學術界朋友有過很多交流，並在許多學術會議上公開發展，基本得到了支持和肯定。但可惜的是，民進黨執政8年，兩岸關係陷入僵局，政治談判條件極不成熟，這些想法也只能束之高閣。最近幾年，在兩岸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岸關係實現歷史性轉折，展現出和平發展新局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但很多懸而未決的關鍵性問題也慢慢浮到台面上。要想推動兩岸關係取得實破性、實質性進展，通過政治談判解決雙方分歧、簽署和平協議，愈來愈難以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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