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集體，則行動選擇的過程，必然不能屈就於國內人民的和平願望，故其間絕對沒有什麼權利意識可言。相反的，集體自衛權只可能是對權利的壓制──對日本人民向國家主張和平權利的壓制，與對日本國家向國際主張和平權利的壓制。因此，侈言集體自衛權的結果，不徒談不上日本國人反對軍國主義的民主權利，也談不上日本做為國家拒絕效忠集體的權利。
一旦進入了集體的想像，這個追求日本自身國家正常化的慾望，就自然昇華為要求集體與自己共存共榮的權力慾望，否則豈有正常化可言？在共存共榮的思想規定中，勢必摧毀集體之所以為集體所仰賴的相互性，從而淪為絕對服從或絕對極權的偽集體。
這個極其熟悉的思想墮落，當然不會簡單地重複二戰的歷史，因為在東亞的權力分布與二戰之前大相逕庭，且思想墮落而陷入肉體化的，又豈是僅止於抱持軍國思想的日本右翼？不過，右翼在國內遂行政治極權的政治環境早就一去不復返，更何況安倍政府對於世局進行判斷與操持的自信仍然無法建立。
然而，危險繼續存在於歷史極其熟悉的一股對鄰國的蔑視之中，在於周邊小國充滿投機的近視與鼓譟之中，在於霸權體系對日本加以更大與更強的收編禦用之中，在於日本思想界習以為常的轉向思維與斷裂人格之中。
集體自衛權已經對於戰後以來頗具規模的和平主義，造成嚴重的傷害，更已經破壞了東亞意識與亞洲主義的人道面向。日本原來是世界和平與東亞安定的主要精神力量，現在發動的自我肉體化運動，則是毀滅的開端。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