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4月1日電（特約作者 石之瑜）反服貿及其衍生的所謂決策程序粗暴問題，抗爭者歸因於“總統”、“行政院長”、執政黨或朝野政客的不堪。這些指控有其一定道理，可是未能窮盡。更強大的歷史基因在制約台灣政治的演進，使後殖民的台灣政治體系及其文化，不自願地在歐美傳來的統治機制與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下矯揉，想要主張自己卻不可得。
就像所有後殖民政府都從歐美輸入現代統治機制，這原是殖民母國汲取在地資源的機制，故與在地社會之間的連帶，不但非常機械，且在價值觀與社會脈絡上格格不入，必須靠著在地菁英買辦穿梭其間，時而抵抗，時而配合，才能運作。解殖後，在地政治菁英接手主持母國的統治機制，當然不能解決統治機制並非出於在地社會脈絡的尷尬，充其量是把之前的殖民政府轉換面貌，號稱是全球社會，而由在地菁英繼續扮演世界資本主義與在地社會的聯繫角色。
歐美的統治機制是在各國內部演化，隨時代變遷，其結構、價值及世界觀與其社會同步發展，既非嘎然強加於外，也無時序斷裂於內。及至二十世紀，民主憲政與自由主義在歐美專擅，率為管理資本主義政治經濟而形成。如此統治體制霍然嫁接到後殖民社會，看似在知識上與技術上凌駕一切，然而，在地固有文化與社會實踐不可能為之幡然改造，但在民主化與官僚化辯證折衝的公領域中，固有文化與社會卻徹底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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