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衛東的評論透露，在情感上，台灣並不是大陸思考自身發展時的內在因素，而只是大陸發展的外在條件。這個超越民族主義的情感，早在十餘年前領導人的思路中就體現了，那是個舉國上下要抓住發展機遇期的年代，台灣最多是必須控管的變數，而不是共同掌握機遇的主體。
當時對台政策集中在與華府周旋，透過華府壓制種種台獨法理化的圖謀，北京則自己負責執行外交封鎖。這樣的機遇論，經台灣學者點出其過於疏離台灣，方有所變化。後來，北京始將台灣納入發展機遇期的規劃，轉眼有了各種主動讓利的政策。
不過朱衛東的發言顯示，他還是對台覺得不耐煩，繼續把台灣看成破壞機遇的變數，只要能控制變數，讓利讓不成就算了，在如此超越性思維中，自不必非把台灣加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體不可。而朱衛東所謂大陸不受影響，當然是指發展不受影響。顯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決策部門，把進取全球政經地位的目標設得更高。
的確，大陸政、學、媒各界，關心的主要是不被美國控制。亦即，思想界爭取的，僅是全球第一。台灣向以資本主義自詡，恐怕沒想到大陸對崛起於資本主義體制的動機更強悍。資本主義的宗旨就是累積資本，大陸儘管屢屢起訴貪官，但這些敗類無不是在累積國家資本過程中，伺機斂財的。以致於如今大陸甚至在概念上，反將台灣視為資本主義障礙。
既然這個障礙影響不了大陸國家綜合資本的累積，所以北京可以不介意。這就是朱衛東講的－－大陸不受影響。朱衛東嘲弄台灣因反馬反中的小利，而在資本主義世界邊緣化。這對台灣研究者而言，實非新論，然而中國研究者則必須審視其變化。簡言之，中國崛起其實是在甩開台灣，並對美國在全球政經實力的後來居上。
美國方面，前此各界訊息已然綿延不斷。既有哈佛與史丹佛等大學教授公開質疑學運的正當性、合宜性與責任感，更有國會議員表達保留態度。美國在台商會韓儒伯順勢投書亞洲華爾街日報，鼓勵華府協助化解學運，儼然也把學運當作資本主義障礙，擔心東亞資本秩序因學運而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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