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兩岸終局制度安排最終仍應經由兩岸政府協商談判，始能決定之；目前民進黨政府公開拒絕“九二共識”，顯然民主協商對象勢必排除民進黨參與，但可以納入其內部務實及開明人士；同時因目前仍由民進黨執政，也無法進行政府對政府談判。從民進黨當局所倡議的民主理念來說，“民主協商”充其量衹是兩岸代表性人士的意見表達及共識凝聚過程，“民主協商”在民進黨的政治語境下，恐淪為違背民主政治程序及國民主權原理之機制。換言之，大陸當局倡議兩岸關係發展及“兩制”台灣方案的“民主協商”，應避免陷入政黨化、權貴化及精英化思維，而是“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理念的體現。
首先，蔡英文主張兩岸協商對話應採取政府對政府談判模式，排除持續被邊緣化困境。蔡英文在元旦談話中“四個必須”，其中一項是必須政府對政府談判；而在回應習近平講話是直指“凡是涉及兩岸間的政治協商、談判，都必須經過台灣人民的授權與監督，並且經由兩岸的政府，以政府對政府的模式來進行。在這個原則之下，沒有任何人、任何團體，有權力代表台灣人民去進行政治協商”。
這兩段政策論述表明“政府談判”才是主角，同時必須在“人民授權”下體現“主權在民”、“國民主權”精神。所謂“沒有任何人、任何團體”，就是排除“各政黨、各界別”所推薦代表人物。這包括泛藍政治人物及執政縣市首長、白色力量柯文哲市長，“邊緣化”國共論壇、雙城論壇及泛藍城市交流即將發酵的政治效應。
其次，避免兩岸協商對話陷入“政協化”泥沼。大陸當局試圖運用政黨交流、地方城市交流，邊緣化民進黨當局在兩岸關係角色。習近平提出“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表達“開啟兩岸協商談判，推進兩岸政黨黨際交流，開闢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實現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晤，使兩岸政治互動達到新高度”。蔡英文表達從未接受“九二共識”，大陸當局更無法恢復兩岸兩會及政府間談判模式。
在兩岸政黨交流中，國民黨因奉行“九二共識”，而有“連胡會”、“連習會”、“洪習會”、“朱習會”；但民進黨不願接受“九二共識”，“蔡習會”將是遙遙無期；未來“吳習會”能否順利舉辦將具有指標性意義。國民黨雖在堅持“九二共識”立場上與大陸當局一致，但對“九二共識”內涵卻分歧。若“吳習會”得以舉行，這顯示大陸當局在政治立場表達與政治實踐尚容許灰色地帶的“彈性想像空間”，而非是鐵板一塊及一刀切政策思維，如此才不會完全壓縮國民黨在“九二共識”的表述空間。
大陸當局思索以“民主協商”方式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試圖召集“兩岸各政黨、各界推舉共同代表性人士”參與。這一構想的具體實踐，可以是召開“兩岸國是會議”，也可能是設置類似“陸版”的“兩岸和平統一委員會”、“國家統一委員會”初步構想。如同中國共產黨為“執政黨”與八大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的“民主協商”模式，形成“政協化”的民主協商機制，積極與台灣社會認同“九二共識”的各政黨、政治團體，共商在民族復興與國家統一目標達成下有關台灣未來發展的“制度性安排”。
最後，大陸政黨體系與西方政黨體系有所不同，西方民主國家必然具有政黨體系及政黨輪流執政特性；但大陸雖具有政黨體系但欠缺政黨間的權力制衡與監督，並無政黨輪替，也不存在執政黨與反對黨的差異性區別。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政黨透過選舉取得執政權，透過立法過程轉換黨政策為國家政策。同時，由於民主化歷程及國民主權堅持，透過公民投票的民主程序形成國民總意志。公民投票可以補正政府失能、政黨失職及立法怠惰，縱使政黨與政府亦無權決定涉及人民對未來選擇權。
在台灣並無任何政黨，為任一大黨的附庸黨。這不同於八大民主黨派，必須遵循“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的運作邏輯。這種政治安排雖美其名是“長期合作、相互監督”，然在民主協商過程中，民主黨派已被政治吸納至政治協商會議而欠缺政治自主性。若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完全淪為“政協式”民主協商，這不僅標誌著台灣當局已被徹底邊緣化；同時在“民主協商”過程中的政黨介入、精英主義化的兩岸代表性人物參與，這恐也影響一般民眾的社會觀感及心理認同。
四、爭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的話語權
針對習近平指出“‘一國兩制’的提出，本來就是為了照顧台灣現實情况，維護台灣同胞利益福祉。‘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况，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認為，習近平的“告台灣同胞書”，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國兩制香港模式”變成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中的“一國”並非“洪水猛獸”，應鼓勵各界創新思考兩岸統合模式。
施明德認為這“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最終應由兩岸當局談判决定之，絕非“各黨派”、“各界別”協商決定即可，但“總統權限”不應禁止兩岸人民討論兩岸事務。至於“一國”的“國”其定義，究竟是聯邦“國”或邦聯“國”、大英國協中的“國”還是美利堅合眾國中的“國”，不要排除創制新模式的“國”。同時也呼籲“獨派”不要一聽到“一國”、“一中”就抓狂，徒顯智淺量狹。
確實“一國”存在討論空間，“一國”若指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部組成中可以省、直轄市、自治區、特別行政區及“國中之國”，透過兩岸當局協商考慮台灣民眾對“中華民國”認同可以使用“中華民國”稱呼。若“一國”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創新模式可以是“中華聯邦”、“中華邦聯”、“中華國協”等國家聯合模式，存在多元想像空間。事實上，民進黨政治領袖也曾提出“兩岸統合論”，主張“中華聯邦”、“中華邦聯”、“中華國協”，顯見“一國”也並非是完全消滅“中華民國”。
基本上，“九二共識”是“政治前提”，涉及兩岸關係性質的界定，到底是“兩岸一國”、“兩岸一中”、“一國內部關係”的內政關係、準內政關係，還是準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呢？“一國兩制”則是兩岸關係終局狀態安排，涉及政治地位、國際空間、軍事互信、司法終審權、經濟社會制度建構等。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這顯示台灣政治地位不同於香港、澳門殖民地回歸；故台灣方案中的“一國”或“兩制”可以不同於港澳創新實踐模式與內涵。
兩岸協商政治基礎是承認“九二共識”，即兩岸關係性質是“台灣與大陸同屬一中”；大陸當局恢復兩岸協商的條件是回歸“九二共識”，並無要求台灣立即接受“一國兩制”。即使泛藍勢力雖接受“九二共識”，但幾乎全部拒絕“一國兩制”。從“九二共識”的“政治前提”走向“一國兩制”的“終局安排”，需要“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民主討論或民主協商過程，並非一步到位。
五、結論
是故，大陸當局對“九二共識”的態度，在表述上雖趨於強硬立場的“意思表示”；但在實際操作上，卻是極為有“彈性作為”。然國民黨對“九二共識”的表述，恐將遭遇民進黨當局與大陸當局表述的“兩方擠壓”，而遭民、共“雙重邊緣化”，民進黨當局批判國民黨所提“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此也並不為大陸當局所接受。但此恰恰凸顯國民黨的兩岸路線，在政治光譜上呈現溫和中間路線；既不同於大陸當局將“九二共識”硬化成“一中原則”；也迥異於民進黨當局強硬拒絕“九二共識”，而是呈現相當程度的政治自主性，“一中”是中華民國。從紅藍綠三方政治勢力所主張“九二共識”在政治光譜上區別，國民黨雖受紅綠夾擊而被邊緣化，但此卻凸顯其兩岸主張訴求的中間路線特質。
習近平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顯示“一國兩制”的台灣方案其內涵並沒有定案，尚需要民主討論、協商程序。儘管現階段台灣民意無法接受此方案，但如果“一國”也可以有“台灣方案”，那麼“未來一國”的兩岸統合想像空間就非常豐富、而非是單一選擇，這並不違背台灣人民意願及選擇權。這需要兩岸當局放棄成見、建立信任、發揮智慧與激發創意共同謀商，始能成之。台灣當局及各界或可思考如何在“一國”或“兩制”中，取得論述話語權，化被動為主動，如此就會攻守易勢而非一再被主導及陷入邊緣化困境。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3月號，總第25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