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社會主義政治的經濟基礎是混合經濟所有制：公有制和私有制混合，以往中共政權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認定“私有制”是罪惡之源，所以推行的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主導的公有制經濟，私有經濟也是對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改革開放之後，為了釋放中國人的生產力，必須重塑生產關係，中國大陸遂從完全的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中，開始引入商品經濟，九十年代初倡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就有了私有財產，為了中國的發展，中共必須以國家法律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私有財產，為了市場的活絡，就必須在政治領域釋出和下放政府權力，為了健康、有效地推動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因此，中共並沒有全面地市場化、私有化，而採用政府和市場相互作用的方法；同時在所有制方面也是採取公有制和私有制並存的制度，私有制可以激發個人的動力，公有制可以透過國家強制政策，不以營利為目的地照顧一般大眾。我們以中國大陸流行的手機支付為例，中國大陸人民之所以得以十分輕鬆享受手機支付的便利，是因為大陸的電信運營商在中國大陸各地共架設了約400萬個基地站，其中有許多基地站的架設在深山、高原、沙漠、沼澤，或是偏遠農村等人煙稀少，人口不多的地區，這些地方架設基地站，並不附經濟效益，但是中共政權可以從為人民服務的角度要求業者必須配合，美國祇有中國大陸的十分之一；因為前者是為人民發展，後者祇為個人利益，這就是混合經濟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差別。
總的來說，這種公私有混合制，亦可以做到平時國家全面發展與人和策略發展相結合，因應重大事故時，政府可以精確有效地瞭解資源，集中資源，投入資源，運用資源去解決問題，同時像“新冠疫情”期間，我們看到了中共建設火神山、雷神山醫院，以神速高效的方式應對武漢當時醫院不足的問題，則更是公有制、私有制整合合作應對重大事故的新典範。以下是中建三局原董事長陳華元2020年3月8日接受中共中央《瞭望》雜誌採訪時，描述建院的情況：“這個項目工期急、短。一般這種全功能的傳染病醫院要兩年左右時間才能夠建成。這個項目給的時間，就是1月23日下午通知我們，2月2日就要投入使用，前後就十天時間。”“中建集團始終將兩山醫院建設作為集團頭號任務，第一時間制定集團作戰方案，撥付5億元專項建設資金，特別是撥付了300萬元的特殊黨費，用於建設者補充營養。我理解，中建集團上下都沒有把兩山醫院作為普通項目看待，而是把它當做人民群眾期待的生命工程，始終抱著全力以赴、使命必達的決心和信念。項目建設得到全社會高度關注和八方支援。在春節這樣的特殊時段，又遇上疫情最為嚴重的時刻，建設應急醫院的消息一發布，全社會都動了起來。央企、國企、民企積極參戰、通力合作，供電、供水、供氣、供網各類企業和供應商高效協同，這種無聲的動員匯聚成強大的能量。在朋友圈、微信群聽説建醫院需要人手，“我能來、我要來”的請戰聲音此起彼伏。武漢人、湖北人，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兄弟不講條件，克服困難，勇敢逆行，從四面八方匯聚過來，形成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會戰。無數志願者、好心人，用不同方式貢獻一份力量。上億的“雲監工”24小時守著螢幕為我們鼓勁加油。説心裏話，這種民族力量、社會力量，萬眾一心的場面，讓現場建設者熱血沸騰、眾志成城。”這裡充分體現了公、私有混合制在重大變故之時的合作，展現了制度為人民、為國家解決問題的巨大優勢。
第二、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服務對象：以集體主義為優先兼顧個體的新價值觀，經過推動“改革開放”政策的成功經驗，中共十分理解以往簡單的“集體主義”並不能使中國全面得到發展，從而辯證地處理“集體”與“個人”的關係，從“集體”的角度看，中國大陸在2010年的GDP總量達到1兆3,350億美元，超越日本的1兆2,860億美元，為按美元計算的世界第二大國別經濟體。 然而，2015年習近平在世界的“減貧與發展論壇”發表主旨演講時稱：“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有人掉隊。未來5年，我們將使中國現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這是中國落實2015年發展議程的重要一步。”今年“新冠疫情”在湖北肆虐時，習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時，特別要求對所有新冠患者“要全面增強收治能力，發熱病人多的城市要抓緊增加定點醫院、治療床位和隔離點，加快疑似病例檢測速度，堅決做到應收盡收、應治盡治，提高收治率。其後，中國大陸抗疫報告中也明言以“不落一戶、不漏一人”標準實現“存量清零”為目標，基於病毒“人傳人”傳染病規律認識，以流行病學調查為核心排查、檢測和監測，對切斷病毒傳播鏈條和對患者實施及時救治，是一個關鍵環節。中國高度重視“源頭防控”，實行“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和“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應治盡治”疫情防治方針為原則，來說明中國的抗疫實踐。當前中國大陸的長江進入洪汛時期，防洪的任務異常艱巨，習近平於6月28日和7月12日先後兩次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習近平要求各部門堅持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放在首位，落實責任，狠抓隱患排查，強化應急預案，進一步加強監測預警、聯防聯動。
以上的三事，都客觀地說明，當前中共政權的施政指導思想就是已經綜合修正了毛澤東時代過度的集體主義和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傾向個體主義到如今採取了兼顧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施政的目標。用大陸的話說就是集體要好，也要讓個人有感。集體好，每個人都要好；習近平在十八大就任總書記的第一場記者會，就同時宣示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西方個人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調和式“集體、個人主義”，最大的差異是思考的出發點不同：對個人主義的西方精英而言，集體主義的政治制度是為了保護國家和個人的權利，但不是謀個人福利，個人利益是個人的事，所以政府在個人主義的思考中，以政府作為去“謀人民”之事，不是必要存在的。在中國的政治思考中，政府的存在就是為全體人民興利的，雖然為“集體的人民興利”，但因而違害個別的“個人之權”也是屢見不鮮，然而“有事找政府”，做不好“怪政府，罵政府”在中國民間也是常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改革，在邏輯上就是希望保留中國政府“為民興利”的傳統，又在集體主義的考慮下修正其不重視個人權利的問題。
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追求“穩定的善政治理”：首要的是政府必須持續提供和創造一個使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不斷發展、實現自我的社會環境，人民擁護才是政治穩定的基礎。換言之，西方的政治穩定重視的是源頭；而中國的政治穩定重視的是結果，以往從權力的角度來看，總認定西方政治制度的設想體現兩大優勢：一是人民決定領導人；二是權力的和平過渡。然而，以當今的西方來看，前者也促進了一國之內的政治分裂，社會分裂，其間隱含的政治不穩定的因素隨時在伺機而動，如美國今日社會的BLM（Black life Matter 黑人也是人命）運動，引發全美的社會失序。後者其實不是民主特有的優勢，其他的政治制度也可以做到，中共的政權在改革開放之後，迄今也是半世紀有餘，其權力轉移是和平的，所以和平權力轉移來自制度化，而與民主政治並無邏輯上的關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穩定的善政治理”，不同於西方政治學者所謂的“治理”（governance），所追求的也就不是西方所謂的“善治”（Good governance），而主要強調的是國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權施政能力的提升，是一種“善政”（Good government）的概念，“善政”是指運行順暢，以民為本的法治政權，以便有效率地為民服務；“善政”這是西方政治學不會有的概念，但是在中國傳統政治中，則是歷代王朝都在追求的目標。到了當代的中共政權其追求的目標依然不變，不過增加了現代化的內容，成為以“穩定的善政治理”為政治目標，本身包含中國傳統“以民為本”的政權和西方“制度治理”觀念辯證地結合。“穩定的善政治理”從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的角度來考察，包括了“制度設計”、“依法治理”和“執政為民”三大部分。“穩定的善政治理”的“制度設計”，包括三個層次的制度：即領導穩定、政權穩定、政局穩定，“領導穩定”的追求主要是“接班人的培養”。
“接班人的培養”：培養“接班人”的概念應該說最早就是中國傳統王朝的皇帝承繼的想法，中國歷代皇子繼承之前，必然是長時間的養成教育，然而當時候選的範圍以家天下的血統為依歸，所以在兄弟、宗族之間，人選有限，形成殘酷的權力鬥爭是必然的過程。當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天下的“接班人”則人數近億，必須是個人的表現，有了一定的成效，才會進入培養序列，比如列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部的“中管幹部”（全名是“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稱表”）名單。按香港文匯報透露“1984年，中央決定各級黨委對幹部的管理由原來的‘下管兩級’調整為‘下管一級’。中組部就祇管省部級幹部了。”隨著這次調整，中組部負責管理的“中管幹部”人數由1萬3,000多，縮減到4,200多，擔子一下輕了很多。到了中共組織部1990年所發“關於修訂《中共中央管理的幹部職務名稱表》的通知”中提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組織部正副部長和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的幹部、人事司（局）正副司(局)長的任免，仍按中發[1986]4號文件的規定執行，事先要徵得中央組織部的同意”之外，又增加瀋陽等14個副省級的市委書記、市長以及1988年9月移交國務院管理的第一汽車製造廠、北京大學、中國農業科學院等54個企、事業單位黨委書記的任免，都要事先徵得中央組織部的同意，足見人數是有所增加的，對中共官員而言，進入“中管幹部”行列後，不光是級別上的上升，仕途空間也得以擴大，可以“跨地區、跨類型”地任職，從而幹部得到實戰型的、豐富的、複合的行政歷練，所以列入“中管幹部”才有機會，依當前來看，中國大陸現行的這一套接班人制度，被在大陸山東大學任教的外藉教授貝淡寧稱之為“垂直民主尚賢制”，⑨其實這也與中國傳統帝王對皇子培養，最後從中選賢繼位的方式類似，而中國共產黨增加更複雜選拔指標，一級一級考驗和最後法定選舉程式，才能接班領導。所以中國共產黨接班人必須忠誠、品德、素質、專業、學養、年齡及綜合能力，經過多重、多次、多項指標考驗之後，再經過選舉（不是西方的競選）法定程序才有可能晉升成為領導階層，之後在領導圈中鍛鍊數年才正式接班，這是精英選拔加上人民間接認可的制度設計，其領導權轉移，不論在權力交接、治理經驗、方向把握、政策延續，因應變局等方面均有巨大優勢，同時長時期綜覽全局的行政經驗，也使得領導人在應變決斷、指揮行政，團結民心等方面都可以相對從容，這樣的接班人自然是政治穩定、利國利民的最大保證，故而中共在改革開放後，每一任領導人都能目標明確，各依新局，接力奮鬥。這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重大的優勢，也是中國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政權穩定”方面，若要治理中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不是祇有領導者一個人所能勝任，所謂“治國之要，首在用人”，必須有千百萬的各級幹部負責執行國家政策，而且幹部作為與表現更直接地、全面影響政權的穩定，特別在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共幹部培訓工作，逐步公開化、制度化，此一制度結合中國傳統考試選拔、管理外，又加上各級幹部培訓制度，幹部培訓內容包括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黨的方針政策等政治教育，以及科學文化知識、業務知識、法律法規、經濟管理等專業性培訓。培訓方式則有黨校、行政學院、幹部院校、幹部專修班等多種管道。除幹部教育培訓制度之後，輔以掛職鍛鍊、境外培訓，最後幹部升遷仍須經過“公示過關”才能真正上崗，毫無疑問制度再好、再周延也不能沒有缺點，例如有文指出“在實際操作中卻更偏‘才’，在‘德’上出現思想意識較弱、貪汙腐敗、權錢交易等負面問題”。⑩因此，習近平在第一任大力反貪腐的基礎上，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以便加強對幹部監察力度。幹部能幹而不貪，政權自然穩定，江山才能長保，這是互利之事。
在“政局穩定”方面，政局穩定就是社會穩定，其關鍵在於如何可以客觀準確而及時地“識民情：知民急，察民苦”，才能“解民困”，習近平說，矛盾處理是一個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基礎性工作，解決問題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老百姓能順心滿意，國家才能越來越好。⑪這一方面中國最早依賴的是“採風官”，中國古典的“詩經”中有“風”體，風就是“流行之風─風氣”，時政之風─諷剌，民俗之風─習俗；其後有各級官員的奏報，又設“密報”；中國共產黨除各級官員報告外，主要是遍佈各行各業，各個機關，各省、市、區，以及各地、縣、鄉鎮，深入基層街道、村委、居委的黨支部組織，如今的中國大陸平均10人有近1位黨員，所以祇要中國共產黨上下管道暢通，中共中央毫無疑問可以及時正確預防、瞭解和處置任何緊急事件。
當然，政局穩定不可能祇依賴黨員人數和無所不在的黨組織，更重要依靠黨員的模範作用和黨為人民服務的效率。從黨的模範作用言，習近平不斷強調“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他說：“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黨要管黨，才能管好黨；從嚴治黨，才能治好黨。……如果管黨不力、治黨不嚴，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黨內突出問題得不到解決，那我們黨遲早會失去執政資格，不可避免被歷史淘汰。”所以必須把“嚴”的要求貫徹全部的黨建過程中，做到“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有了嚴以律己的黨，更必須為人民辦事、服務，為人民服務的品質和效率，才是贏得人民信任、中國的政治得以穩定的關鍵。
如何提升黨“為人民服務的品質和效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學答案是：“權力集中”，“權力集中”代表兩種意義，一是“一黨執政，多黨合作”；二是“權力集中而分工”。“一黨執政，多黨合作”，是指中國共產黨必須長年執政，所以可以長期性、戰略性、計劃性地規劃中國發展之道，國家發展可以不受政黨的輪替而折騰，除非中國共產黨自己內部出現問題，而制度化多黨合作可以使國家發展不會出現“文化大革命”式偏差。“權力集中而分工”可以有效地“資源可以集中，人才可以集中，財力可以集中”，這樣才能及時、高效地處理人民需求。從而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設想，不論在“政治穩”或“政治效率”方面，都強調權力“集中”的重要，但又鑒於以往“權力集中”缺失，所以“黨要管黨，從嚴治黨”，變成中共內管、內控主要手段，近代中國在政治上之所以發展出這樣的政治體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中國屈辱，使中國渴望強大，這就必須有“政治效率”才能迎頭趕上時代與列強並駕齊驅；二是中國是包含56個民族，逾14億人口的高度複雜大國，這是當代中國最基本、最獨特的國情。然而，“權力集中”執政黨，祇是依賴共產黨“內管、內控”、“政治穩定”和“政治效率”，也必然存在理論上和邏輯上的缺陷；因此，維持中國共產黨統治權合法性，還必須實現“依法治理”和“執政為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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