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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打壓中資企業 |
中評社╱題：世界政經格局巨變與中國面臨的經貿發展挑戰 作者：王建民（北京），閩南師範大學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章穎薇（廈門），廈門集美大學教授
當前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時刻。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戰後以來最大變化，並將對全球經濟發展與產業鏈、供應鏈調整產生深遠影響。世界政治經濟巨變關鍵因素有二：一是全球霸主美國確立“美國優先”戰略，奉行國家主義、單邊主義、經濟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以及美國確立的全面“遏華”戰略及施壓盟友建立對華戰略包圍圈，企圖重塑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二是2020年初暴發的新冠疫情及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生產重大影響，以及由此引發的主要經濟體對經濟發展戰略、經濟安全與產業發展問題的反思、調整。
短期而言，全球經濟陷入戰後以來最嚴重與最廣泛衰退，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存在高度不確定性與可變性，長期而言則是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對華經濟、貿易、科技、金融等全面遏制以及在涉港、涉台、涉疆與南海等中國疆域敏感問題上的挑釁所帶來的中美對抗風險顯著上升，以及中美關係對抗與新冠疫情所引起的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重大變化。可以說，處於百年大變局之下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調整與變化，影響深遠。
一、國際經濟貿易秩序正在發生重要變革，對華挑戰顯著上升
目前既有的國際經濟貿易格局受到新一輪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與國家間政治關係惡化等因素嚴重干擾。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與蔓延，對國際經濟貿易帶來重大衝擊。同時，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與區域安全等因素交織在一起，影響全球經濟貿易發展，影響國際經濟貿易秩序的重大調整。
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貿易摩擦顯著上升。特別是美國在全球範圍內對許多國家或地區發起以提高關稅為主要手段的經濟貿易制裁手段，影響全球經濟貿易發展。其中，美國對華發起前所未有的大規模貿易關稅懲罰手段以及對華科技遏制政策，嚴重衝擊中美經貿關係與國際經濟貿易格局。儘管中美在2019年初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定，但受新冠疫情影響尤其是美國持續對華實施經濟制裁與遏制政策，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落實受到很大影響，到2020年7月執行率祇有36%，而且美國並沒有停止對華經濟遏制戰略，還在持續升高對華全面遏制戰略。美國對華高舉關稅施壓大棒，又對華實施科技與武器出口禁運，不僅無法扭轉不切現實的美對華貿易逆差問題，而且祇會惡化中美關係，影響中美經貿關係與全球經濟貿易發展。
除中美經濟貿易摩擦外，還有許多典型的重大經濟貿易摩擦，不僅美國對歐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與中國台灣地區等以提高關稅與反傾銷為主的貿易摩擦外，美國還對俄歐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堅決反對，實施制裁爭議，日本與韓國因歷史政治恩怨引起的貿易制裁爭議、印度對華經濟全面遏制爭議〔1〕等，均影響到全球正常經濟貿易秩序。
除了傳統的經濟貿易摩擦顯著上升外，近年來大數據與電子商務迅速發展背景下的數字稅爭端成為新一輪最顯著的全球貿易摩擦。2020年以來，菲律賓、新加坡、印度、印尼、泰國、法國等30多個國家已實施或正在準備實施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徵收數字稅。作為擁有互聯網公司巨頭最多的美國則表示強烈反對並威脅實施貿易制裁。同時美國還於2020年6月退出OECD框架下數字稅國際協定談判，隨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對外宣佈，對歐盟、英國、義大利、巴西、印度等10個交易夥伴的數字稅發起“301調查”〔2〕。隨著互聯網與數字經濟的發展，未來國際社會的數字稅、大數據、演算法與電子商務等爭端會持續上升，並將圍繞數字稅制度安排展開艱巨協商，可能與WTO改革、貿易新秩序建立交織在一起，將深刻影響國際經濟貿易格局。
事實上，WTO於2019年1月啟動電子商務多邊談判，已有80多個成員參加，中美歐等均提出不同議案，各方在數據流程和當地語系化、原始程序碼公開和演算法管理、強制技術轉讓、對與電子商務相關設備的非歧視性待遇等方面分歧巨大，要達成協議並不容易，但將成為“後WTO時代”與互聯網時代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建立的爭奪焦點，對未來國際經濟貿易影響重大。
當前經濟全球化、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與區域經濟化同時並舉，給世界經濟貿易帶來新變數。近年來全球範圍內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進入新階段，尤其以美國最為典型，對全球經濟貿易秩序的解構與重建影響最大。目前國際貿易秩序發生重大變化的關鍵就在於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以單邊主義對抗多邊主義，以貿易保護主義對抗自由開放主義，抵制與阻撓最重要國際經濟貿易協商平台WTO，國際經濟貿易秩序受到嚴峻挑戰。美國主要採取兩手策略，以法律手段助攻、甚至升級貿易戰：一方面通過不信任和攻擊WTO的方式弱化甚至瓦解WTO，故意拖延WTO爭端解決組織的上訴機構任命成員，使該上訴機構陷入癱瘓，此外還威脅要退出WTO〔3〕。
目前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爭奪與區域經濟合作呈現新的發展態勢。
一是WTO運作與改革成為新一輪國際經濟貿易規則爭奪的焦點之一，特別是歐美日要求制定更為嚴格的補貼規則。美國對現行WTO運行機制強烈不滿，進行抵制，導致運行近25年之久的WTO上訴機構於2019年12月10日被迫關閉停止運作，成為目前WTO遇到的最大挑戰。同時，美國對盟友施壓，要求WTO的改革依據美國主張進行。據德國《商報》報導，在中美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定後次日，美國、歐盟與日本在華盛頓舉行三邊會談後發表聯合聲明，同意在WTO框架下強化有關工業補貼領域的國際規則。他們認為現有WTO規則不足以解決補貼造成的市場扭曲，建議WTO修訂多項補貼規定，增加四種被禁止的補貼類型，包括無限制擔保、對陷入困境但無重組計畫企業的補貼、對無法獲利長期融資企業的補貼以及一定程度的債務減免。同時呼籲制定規則以終止強迫技術轉讓，以及鼓勵中國、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繼續做出更多承諾，即這些國家不能再享有發展中國家的優惠待遇〔4〕。可以說，WTO改革成為新一輪國際經濟貿易爭奪的焦點之一，而又更多針對中國。
二是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否定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與美國主導簽署的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的“毒丸條款”，均在限制中國對外貿易發展與阻撓有關國家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特朗普上台後，美國政府推翻原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強勢主導重新簽署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並於2020年7月1日正式生效。這一協議被認為是一個涵蓋最廣、影響重大的新型自由貿易協定，也是重構21世紀世界貿易協定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該協定不僅增加了數字貿易、金融服務與知識產權等新內容，而且對勞工標準、環保、國企與競爭規則等訂有更為嚴苛的條件，特別是“非市場經濟排除規則”即所謂的“毒丸條款”（指該協議第32條第10款第4項規定：“締約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簽訂協定，將使其他締約方得在6個月通知的前提下終止本協定，並以彼此達成的新協定取代本協定”），成為日後美國與所有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藍本，將對WTO改革與全球貿易規則帶來深遠影響，其中最大衝擊是對中國參與全球自由貿易的影響。
關鍵是對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成為橫亙在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之間建立公平自由貿易與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最大障礙。長期以來，許多國家對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與反補貼調查，以中國為非市場經濟體為由，以他們認定的第三方（經濟體）價格作為參照，讓中國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a2規定了如何確定中國產業傾銷比較價格：“如果受調查的生產者不能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製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該WTO進口成員有權拒絕使用依據與中國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不過，此條款同時規定“在任何情形下，第15a2應在中國加入WTO的15年後停止適用〔5〕。2016年中國加入WTO過渡期滿後，認為全面履行了加入WTO的所有承諾，盡到了對WTO的義務，就應認定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不應受到歧視。但是歐盟、美國、日本與加拿大等主要經濟體卻依關貿總協定（GATT）第6.1條和6.2條的反傾銷條款以及確保價格和成本可比性的需要等為由拒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6〕。特別是2016年5月12日，歐洲議會通過了一項非立法性決議，否決中國自動獲得世界貿易組織下的市場經濟地位（歐盟確立了一個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五大標準”）。2017年10月，美國商務部也出台備忘錄，裁定中國屬於非市場經濟國家（確立了一個國家市場經濟地位的“六大要素”）。可見，市場經濟地位的認定與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毒丸條款”的確立，成為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貿易發展特別是參與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巨大挑戰，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貿易發展。
三是全球區域經濟組織解構與重建同時進行，雙邊與多邊區域經濟整合同時推進，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更多挑戰。其中美國的“退群”與“建群”同時推進，核心是建構排除中國或“去中國化”的雙邊與多邊貿易體系，同樣影響中國經濟貿易發展。
英國脫歐是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大解構事件，但影響主要是英國與歐盟的經濟關係，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影響並不十分顯著。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後，以其非典型的政治風格，開啟了一系列“退群”舉動，其中在區域經濟整合領域的“退群”以退出TPP為代表，重點則是重啟以美國主導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新的區域經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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