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圖一：第11屆至13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年齡概況 |
中評社╱題：“港區國安法”實施背景下增強香港青年國民意識的多維路徑 作者：馮澤華（廣州），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廣東財經大學法學院博士後
【摘要】修例風波後，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問題進一步突出。“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這一問題有所緩解，但根本性社會問題仍有待解決。當前的治港工作務必以增強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為重點。首先，拓寬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管理與建設的深度與廣度、允許香港青年通過預備役方式自願服兵役以及鼓勵港澳青年參與大灣區立法與管理工作是完善其政治觀的必要舉措。其次，推動香港發揮自身優勢融入“一帶一路”建設以及大灣區建設、鼓勵香港青年到內地創業就業是經濟來往的大勢所趨。再次，強化國民教育課程建設、加強內地與香港青年學生的交流以及推動兩地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等文化交流工作是激發香港青年民族意識的精神紐帶。最後，落實香港居民在珠三角九市的公共政策、深化跨境教育合作以及深化跨境醫療合作是凝聚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識的不二法門。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對香港青年（特指中國籍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路徑作出了宏觀決策，但囿於新冠疫情，许多惠港政策难以實施。如今，內地與港澳疫情有所緩解，大灣區建設有必要提速。2021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相繼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充分體現出中央更加重視大灣區發展，並積極推動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前，修例風波給香港社會造成的裂痕亟需彌補。儘管此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港區國安法”）實施後有所緩解，但根本性社會問題仍有待解決。毋庸置疑，增強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方是增強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前提和基礎。當香港青年對祖國的歸屬感薄弱時，是難以主動參與國家發展大局的，因此，在“港區國安法”實施背景下，治港工作務必以增強香港青年國民意識為重點。然而，增強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是一項龐大工程，需要全方位、多層次地推動，持之以恆，久久為功。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均需要採取行之有效措施予以引導，有針對性地培育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提高香港青年國民意識感。基於此，本文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路徑進行闡述，以為相關制度建構提供參考。
一、政治生活是增強香港青年國家主人翁意識的制度基石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是中國的根本大法，是一國法律體系之根基。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國均應適用憲法，而憲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之義務以及依法參與國家事務管理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所應履行的義務與應享有的權利，這其中當然包含香港青年。然而，在國家行政管理制度中，香港青年作為公民所能參與的活動空間卻非常有限，不利於增強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因此，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豐富香港青年的政治生活。
第一，拓寬香港青年參與國家管理與建設的深度與廣度。如圖一所示，以全國人大代表為例，通過統計近3年全國人大代表中香港地區代表的年齡可知，從2008年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2018年第13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香港地區代表的平均年齡及年齡中位數均呈上升趨勢，由第11屆58%代表年齡集中在51-60歲區間內轉變為第13屆58%代表年齡集中在61-70歲區間內，並且3屆人大代表年齡均在43歲以上。同時比較全國人大代表的平均年齡，第11屆全國人大代表平均年齡為52.05歲。①由此可知，香港特區全國人大代表年齡同比全國水平更為年長，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香港公民多為中老年人且年齡有逐漸增大的趨勢，青年難以進入國家權力行使與參政議政渠道內，來自青年的政治呼求、社會需求便難以到達中央級別。另外，就青年群體本身而言，香港社會呈現出“政商互鎖”的狀態，社會精英在政、商、大學等機構中擔任要職的比例較平民更高，就連具民主選舉成分最高的政治機構——香港立法會，亦出現大眾權力與精英權力嚴重失衡的情形，由此可見在青年群體中間，政治話語權亦牢牢把握在精英青年手中，普通香港青年群體參政議政、建言獻策的渠道有待拓寬。②因此，應拓寬香港青年群體，尤其是普通青年群體的政治話語權，在選舉權方面則應增加選舉透明度，進一步優化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年齡結構，提高被選舉群體的廣泛性和普遍性，從法律制度層面拓寬香港青年成為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渠道，鼓勵其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
（圖一：第11屆至13屆香港全國人大代表年齡概況）
第二，允許香港青年通過預備役模式自願服兵役。憲法與香港基本法未將香港青年中的中國公民服兵役納入制度規定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亦未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中，因此，從規範邏輯上，香港青年似乎被暫免服兵役的憲法義務。③然而，從當前的新形勢來看，允許香港青年自願服兵役具有深厚的制度理性。一方面，允許香港青年中的中國公民可自願應徵入伍服義務兵役是憲法與基本法國家統合功能的必然要求。增強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不僅需使其積極行使憲法權利、參與國家政治生活，還需其自覺履行憲法義務。我國憲法除第55條第2款規定了公民服兵役的義務外，還在第52條、第54條、第55條第2款間接規定了公民保衛祖國、抵抗侵略的義務，上述義務的遵守需要公民積極作為，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全體公民均有此責。另一方面，允許香港青年服兵役有利於壯大香港同胞的愛國主義戰線。國家的愛國主義戰線並不排斥身處港澳資本主義社會的青年，更無理由排斥擁護社會主義的港澳青年。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完全放開香港青年服兵役的模式顯得十分困難，但可通過建構預備役模式先行先試香港青年服兵役。預備役模式具有結構簡單、服役強度較低等特點,容易吸引香港青年踴躍參與。基於現有預備役資源，軍事部門除了可在高校軍訓模式上增設自願參軍的香港學生作為服役的群體外，亦可在現有預備役部隊中吸納內地非在校香港青年或者境外香港青年。
第三，鼓勵港澳青年參與大灣區立法與管理工作。公眾參與立法與管理工作是民主法治社會的常態，擴大公眾參與度也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要求。在構建區域協調立法工作機制過程中，應開放港澳青年建言獻策與意見回饋渠道，建立及時回饋工作系統，完善區域立法資訊公開制度、區域立法動態跟蹤制度、區域地方規則制定徵求意見機制，讓港澳青年全過程參與大灣區立法與管理、多角度監督地方立法與區域立法程序及結果。同時，港澳及珠三角九市政府在加強大灣區的法治宣傳推介工作中，要定期舉辦各種座談會與茶話會，深入瞭解港澳青年對內地的看法，尤其是探尋他們不敢輕易北上內地尋求發展機遇的根本原因，並據此創造條件，激發港澳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內生動力，要讓港澳青年有動力、有途徑、有能力地參與立法與管理工作，成為大灣區建設的參與者、見證者，進而增強香港青年的大灣區居民身份認同。
第四，做好香港青年國家認同工作的頂層設計。香港青年的國民意識存在於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想像共同體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中，不僅要有基於中華民族本身的歷史和語言文字的文化認同，也要有對法律制度的認同。國家法律制度體系不僅是香港青年認同與理解的對象，也是對這種認同與理解進行制度化、體系化保障的壓艙石。一方面，出臺實施細則。國務院港澳辦、香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可依據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中長期青年發展規劃（2016—2025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聯合出臺增強香港青年國家認同的實施細則，統一宣傳口徑，加強內部互動，避免制度內耗，為相關工作開展提供重要方向和堅實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保護香港居民權益的立法模式由特別法轉向一般法。內地的各項立法應逐步淡化包括香港青年在內的香港居民的身份屬性，增加有關中國公民權益保障一般法中涉及香港居民的內容，使香港青年平等地享有中國公民的權利，既消除他們融入內地主流社會的制度性障礙，又降低立法成本和行政管理成本。
二、經濟來往是促進香港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物質支撐
第一，推動香港地區以自身優勢融入“一帶一路”倡議。近年來，香港經濟持續低迷，2016年香港經濟增長1.9%。④而澳門經濟實質收縮2.1%，主要原因是整體需求欠佳所致。⑤香港地區由於內部需求疲弱以致經濟下滑，而“一帶一路”建設成為香港當前發展的良好機遇。香港地區要融入國家、世界發展大潮，一方面，應利用好香港在中國的特殊地位。一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優勢，香港能夠自行制定更為靈活的法律政策以及保留諸如自由港等資本主義制度；二是香港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既能高效連通內地又能連接海陸、溝通中外。香港應充足利用航運、陸運、空運等交通優勢，對接“一帶一路”。另一方面，應發揮香港在國際化方面的獨特優勢。香港作為國際化都市，在金融投資、現代服務、法律制度、專業人才、航運貿易、市場規則、語言文化等方面與國際接軌，香港地區應當充分利用自身的獨特優勢，爭取成為“一帶一路”連接世界與中國、聯通歐亞非整個市場的核心節點，與世界共同發展，互利互惠。
第二，推動香港經濟體系積極融入大灣區建設。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需做好全面規劃建設，深化粵港澳三地的合作與融合。囿於粵港澳三地社會制度、法律體系迥乎不同，因而要從完善制度的層面上解決地區間差異問題，以最大程度保留各地區經濟地位與經濟優勢，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全面發展。換言之，在制度設計上理當發揮各自的優勢，與此同時涉及到差異問題則要積極打破界限、消除障礙、拆除壁壘。首先，行政壁壘是阻礙三地經濟發展的首要制度障礙。一是既要打破行政邊界，亦要破除城市本位主義思想，實現資源流通；二是逐步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與行政規劃引導相結合。其次，完善“一國兩制”政策，實現經濟融合與發展。在“一國兩制”政策下，不僅需要三地之間進行體制改革創新，而且需要中央出臺政策，進行統一協調。推動香港融入“一帶一路”倡議與大灣區建設有助於香港成為科技文化創新中心與高端專業服務中心，對青年個人發展成長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通過與世界經濟及外來貿易的互動，增加對中國格局中“和平崛起”“共同發展”的瞭解，進而加深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與個人的成長息息相關，香港經濟的振興亦可為香港青年提供個人生活的改善空間與全球視野的拓展空間，提高自身發展與祖國振興融為一體的現實可能性。
第三，創造條件讓香港青年在港參與大灣區建設。加強大灣區經濟往來，並不意味著將大灣區建設等同於香港青年必須要到珠三角九市發展。大灣區不等同於珠三角九市，因而不能忽視在香港即能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制度空間。當前，確實有部分香港青年基於各種原因沒有動力到珠三角九市發展，但不能忽視這部分青年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內生動力。首先，推出香港銜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專項計畫。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支持香港青年在港參與灣區項目專項計畫，創造條件鼓勵香港青年在港參與其中，同步實現“在港言灣區，在港發展灣區”的政策導向。其次，充分利用河套地區資源。香港與深圳共同在河套地區重啟數碼港計畫，利用香港金融優勢和深圳發展科技的經驗，積極發展“金融+科技”深度融合的新興科技。香港特區政府設立專項資金，支持香港青年到河套地區積極參與創業、就業和實習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