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台灣不可能出現特朗普式的領導人 |
中評社╱題：“變化的極限：台灣難有‘川普’現象” 作者：殷存毅（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
台灣的政治遐想
“變化”大概是當下世界政治中最引人矚目的現象，川普作為非典型共和黨人入主白宮，特朗莎．梅面對歐洲大陸阻擾的強悍脫歐態度，非左不右的馬克龍在法國總統大選中勝選，還有很多非傳統政治勢力及思潮似精靈在歐洲政治上空徘徊……，一種解構傳統政黨政治及政治格局的變化似乎成為政治時尚，禍兮福兮姑且不論。但西方世界的變革猶如一場巴黎時裝秀，總會引發人們對季節“趨勢”或“潮流”的關注或遐想。
即便是在遠離歐美的台灣地區，人們也在環顧或揣測誰是台灣的“川普”？由於傳統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各執三成左右的支持率基本盤，剩下四成左右選民被視為非傳統政黨政治的潛在支持者。換言之，正是“四成”這個數據使台灣社會似乎感到有呼喚台灣川普的空間，輿論逐漸聚焦個別工商界大佬，期待“超人”出來“解困”成為政治困頓中的社會祈福。人們期待變化，但台灣能否變出一個“川普”來？這既可以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也可以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嚴肅問題。
川普的“商人產業屬性”
人們總是從一些表象去評判政治人物的特性，雖難免流於表面，但也不失為認識的起點。概括目前“解構式”變革者的特徵有兩個面向：
一是政治素人或政治“小鮮肉”，而不是混跡於政治江湖的老油條，這是川普和馬克龍的個人特質之一，對他們的選擇反映了人們對傳統政客的審美疲勞。
二是高舉“本國優先”大旗，對既有國際經濟秩序（全球化制度安排）提出顛覆性批判或挑戰，以一種反傳統或反制度的視角為拯救本國經濟、產業或就業“把脈開藥”（重新祭起反自由化的大旗），對此川普、特朗莎．梅和馬克龍都程度不同地有所反映，這才是他們區別於傳統政治人物的真正logo。當然，由於美國的超強地位及影響，川普的風向標或參照系效應最大，人們總愛把川普作為解構性變革人物的model，台灣輿論或媒體也不例外。
川普被稱之為政治素人就在於他是一個商人，而不是按傳統政治人物的成長軌跡歷練出來的總統，因而人們總愛從“經濟人理性”的視角去解釋甚至猜測川普的施政理念和風格，認為這位商人總統具有“重利輕義”的務實性，等等。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所有商人的共性，亦即“經濟人理性”，但“經濟人理性”與反全球化難以劃等號，因為很難想“微軟”或“蘋果”的高層管理者會與川普志同道合，因此“經濟人理性”不足以解釋川普現象，還需從川普的“個性”來分析其反全球化理念的內在邏輯。需要指出的是，這裡所謂“個性”不是指通常的個人性格（personal character），而是指商人的產業屬性（industrial attribute）。對於現實的或潛在的從政商人，我們不能忽略產業與政治的關聯性，在分析產業與政治的關係時，我們提出一個假設即：產業特性決定企業家的價值選擇。我們可以根據現實來對這個假設進行描述式論證。
產業特性主要是指產業的生產組織體系，而生產組織體系與產業別有高度關聯性。大致而言，根據產品或服務消費市場分為國內或以外兩個市場，因此產業或企業也就分為以內需為主或以外需為主兩類。相比較而言，內需為主的產業對全球化的自由主義需求不甚關注，甚至還有一定排斥，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很多國家或地區在例如交通、通訊、金融、教育、營建等產業的市場開放難度較大，更重要的是這類產業除了股權交叉持股外，鮮有國際產業分工網路體系。而包括傳統製造業或高科技的資訊IT產業，自1980年代以來逐漸形成了全球分工網路體系，嵌入全球生產網路體系的產業或廠商都不能不依賴全球化的發展路徑，自然就會產生全球化價值的理性選擇，這是一種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也是產業特性使然。
川普是一個主要從事內需產業的商人，存在決定了他的價值選擇意識，換言之，他之所以能在選前高舉“美國優先”大旗，發誓要為美國奪回因全球化流失的就業機會，選後則左拳重擊TPP，右拳打向NAFTA，與他的事業沒有全球化生產網路體系的路徑依賴不無關係。當然，這並非意味著內需產業背景的人一定都是反全球化的，但川普這樣的人恐怕很難會出自“微軟”、“波音”或“蘋果”等這類全球化公司。
如果說川普的價值選擇偏好僅是微觀層面的問題，宏觀層面的問題則是美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得失問題。自1980年個人電腦問世標誌著人類社會進入IT時代以來，在資訊電腦、半導體到互聯網、物聯網等的發展過程中，雖然美國一直執技術之牛耳，在服務貿易和技術貿易方面具有很強的競爭力，但隨著國際產業鏈模組化分工，生產外包和服務外包的興起，使生產製造和某些設計環節脫離傳統意義的垂直整合，形成跨越全球的虛擬整合。隨之一些工作機會轉移到了低成本的地區，觸及到了美國勞工階層的根本利益，進而使得美國在全球化問題上出現社會分裂，川普無非是在社會分裂中選擇了反全球化一邊，並且具備了這種選擇所需要的背景而已。
台灣為何不可能出現川普式的領導人
回到台灣的現實中來，近年來，經濟民生不景氣，兩岸關係持續惡化，政治人物爭鬥不已，致使台灣社會中充斥著一種對未來的茫然，想變和求變的思緒與世界政治時尚的結合，輿論目光很自然地就投注到工商界的明星大佬身上，期待有台灣的川普來“推陳出新”。對此，我們認為台灣不是不可能出現一位商人背景的領導人，但是不可能出現川普式的領導人，亦即不會出現一位高舉反全球化旗幟的具有商人背景的領導人，這是本文的核心觀點，支撐這個觀點的依據依然是“產業特性決定企業家的價值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