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有民意支持。雖然島內民意比較複雜，對台灣前途和兩岸關係的終局安排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考量，但多數民眾渴求兩岸之間的和平、穩定和發展，這就為我們把兩岸政治對話視為一個進程來漸進式地推動提供了社會基礎。近來島內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對兩岸領導人會晤、簽署和平協議以及兩岸兩會複談等，表示滿意和肯定的居於多數。據台灣“今日新聞網”報道，台灣未來事件交易所2013年7月17日公布“兩岸政治談判”調查結果，對於兩岸政治談判可能涉及的方面，相關支持度都超過半數。台灣指標民調2013年8月份的數據顯示，43.2%民眾贊成馬英九在2016年卸任前，與習近平會談兩岸關係。此前，該民調機構3月份的數據顯示，有高達56.4%的台灣民眾支持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赴台訪問。台灣民意的這種趨向表明，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島內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為兩岸政治對話營造了一定的社會氛圍和條件。
第四，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有理論根據。建構主義指出，行為體的自我認知及其基於理性的利益判定是實踐產物和後驗建構，可以在與其它行為體的互動進程中被解構、被改變、被重新定義，也可以建構起新的利益判定和訴諸新的行為，其實質是強調進程因素對於行為體的重要作用。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正是因為預見到兩岸會在就政治問題開展對話的持續互動中，改變各自認知和利益判定，從而突破結構束縛和慣性延續，並建構起新的觀念和行為，從而逐漸地彌合歧見，達成共識；如果不是這樣，兩岸政治對話很有可能被局限於在自言自語、各說各表的程度上。儘管兩岸政治對話不屬於國際關係範疇，但建構主義所強調的進程因素，從理論層面說明了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是可行的，也為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政治整合新局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借鑒。
三、兩岸政治對話作為進程的節奏感
作為進程的兩岸政治對話並非一上來就對兩岸關係做終局安排，而是一種節奏感很強、開放式的過程。對話所需要的是設計目標明確但又富於彈性的路線圖，而不主要是設置確定的時間表。對話的內容就可以分層，對話的問題就可以分類，先急後緩，從低到高，先對話和談判相對容易解決的事宜。具體而言，筆者認為，可以從對話內容和對話階段兩個維度來把握。
從對話內容上來看，兩岸政治對話可分為程序問題對話和實質問題對話，前者包括政治對話的名義、對象、議題、時間、地點和方式等；後者包括兩岸政治定位、台灣參與“國際空間”、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與簽署和平協議等問題。
從對話階段上來講，兩岸政治對話可分為政治接觸、政治協商和政治談判等三個階段。政治接觸是兩岸政治對話的初級階段。在此階段，兩岸主要以“二軌”渠道的形式就兩岸間複雜而敏感的政治問題展開交流和探討，即由兩岸之間的專家學者、退休官員和退役軍人等就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學術交流。學術交流的地點不一、議題靈活、形式多樣、過程不限、結論開放。雙方可以按照各自的政治立場，就政治談判的程序問題和實質問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2009年11月在台北舉行的“兩岸一甲子”學術研討會和2010年4月在日本佛光山舉行的“本栖會談”、2011年在澳洲舉行的“南天會談”及“北京會談”等都是很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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