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美國、日本等國際勢力對兩岸關係深入發展存有疑慮，難免要給兩岸政治對話設置障礙。雖然美日表示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樂見其成，但出於以台灣遏制中國崛起的戰略考慮，他們不希望兩岸關係走得太近，害怕兩岸繞開自己，置他們的利益於不顧。3月15日，“美國在台協會（AIT）”前台北處長司徒文應邀在台灣“獨派”團體發表演講時指出，隨著兩岸關係的發展，“台灣正越來越向大陸靠攏”，他並稱這種變化對大陸有利，對台灣則大為不利。稍作分析不難發現，司徒文所謂的“對台灣大為不利”，其實是對美國不利。那就是：兩岸關係越來越密切，兩岸走向何解，不利於美國在兩岸之間見縫插針，左右逢源，利用台灣問題一邊制約大陸發展，一邊對台灣頤指氣使、予取予求。日本國內素來有把台灣當做其“戰略生命線”的聲音，傾向於使用“親台制華”的手段，近年來更為追隨和配合美國所謂“再平衡”不斷提升對台關係。可以預見，美日等國際勢力會通過各種手段向台灣當局施加影響，懷葛兩岸政治對話，以防止兩岸關係的發展程度超出他們的“樂見”範圍。
第四，兩岸政治對話需要配合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節奏，使得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更加必要。實踐已經證明，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個由淺入深、從低到高的歷史演變進程。兩岸政治對話，應當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節奏相協調、相適應、相統一。如果兩岸政治對話，落後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節奏，則難以鞏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經取得的成果，也難以推動甚至將會阻滯兩岸關係繼續向前發展。如果兩岸政治對話，超越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節奏，則兩岸政治對話簽署的協議和達成的共識，多半會因為缺乏落到實處的基本條件而淪為一紙空文，拉大其票面價值和實際價值的差距，辜負社會各界的期望，降低雙方推動繼續對話的熱情，損害兩岸政治對話的公信力，從而對兩岸政治對話造成相當負面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說，把兩岸政治對話視為一個進程，妥善地把握兩岸政治對話的節奏，是兩岸政治對話收到實效、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的可行性
第一，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有案例可循。視兩岸政治對話為一種進程，主要是由兩岸政治議題的複雜性和敏感性決定的，且有案例可循。ECFA的全稱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所謂框架協議，是指在簽署正式協議之前所擬訂的綱目，先確定範圍和整體目標，具體內容則有待日後協商。換言之，ECFA既非最終協議，亦非一攬子協議。這種具體內容留待日後協商的辦法其實就是視ECFA談判為一種進程。兩岸商簽ECFA的過程也證明了這一點，該過程經由雙方個別研究、雙方共同研究、協商、簽署、民意機構審核與生效實施等幾個階段，是典型的進程式協商談判，而非結局式的一攬子協商談判。另一個典型案例是中東和平進程。由於巴以衝突長達半個多世紀，涉及耶路撒冷地位、邊界劃分和猶太人定居點等諸多問題，不是以一項協議、一次（輪）談判就所能解決的。1993年9月，巴以雙方在奧斯陸經過14次談判，最終在華盛頓簽署的《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即“奧斯陸協議”）其實就是一項框架性協議，而非永久性和平協議（該協議被認為開啟了“中東和平進程”或“奧斯陸和平進程”；當然，該進程後來中斷了）。從“奧斯陸協議”可以看出，巴以問題談判實際上是一種進程，而非以一攬子或一協議、一談判解決所有問題。這兩個案例證明了把兩岸政治對話作為一種進程的可行性。
第二，視兩岸政治對話為進程有經驗依托。兩岸兩會自2008年6月複談以來，歷經九度商談，簽署19項協議，積累了許多極其豐富而寶貴的經驗。其中之一即是，遵循“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對話思路。原國台辦主任王毅曾經指出，該談判思路是“一條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成功和有效的經驗”，符合兩岸關係發展的客觀狀況。王毅還認為，“先易後難、先經後政並不意味著刻意回避複雜和敏感問題。恰恰相反，我們要未雨綢繆，前瞻性地思考如何把握和對待兩岸之間存在已久的矛盾和分歧，為最終破解這些難題開辟道路，創造條件。” 兩岸兩會事務性協商的寶貴經驗，對於兩岸政治對話而言，無疑是可資借鑒的。把兩岸政治對話協商視為一個進程，恰體現了“先易後難、先急後緩、把握節奏、循序漸進”的思路，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地運用了兩岸兩會事務性協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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