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9日電／6月7日是2015年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的第一天。下午傳來的媒體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充當替考者的新聞，其轟動性顯然超過了高考本身所生發的種種其他新聞。
光明網發表評論指出，替考事件本身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記者臥底替考組織才是最大的亮點。替考事件，不是以此次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冒充搶手為首次，相信也不會以此次事件為末例。去年，媒體曾報道了系列替考事件。發生在河南的替考事件中，替考者考出重點本科線的成績可得5萬，即使因意外進不了考場，也仍能拿到1萬元的酬勞……相關報道內容在核實確認後，已經向替考者和被替考者兩地警方報案。
但是，以往的這種媒體曝光即使有畫面，可謂“人贓俱在”，其調查處理結果仍不脫大事變模糊，小事變烏有的結局。類似於替考組織內部如何運作等關鍵性證據，靠採訪轉述、甚至靠視頻畫面，都很難砸實。而相關查處，也正是利用關鍵性證據難以落實的特點，“抓小放大”，高調處理替考者，用以遮蓋被替考者運作替考行動的種種社會關係及其打通手段。正是這種社會關係及其打通手段，才應該是調查和查處的重點所在。替考事件越來越多，替考越來越組織化，替考組織運作越來越順暢，都說明有涉替考的社會關係及其打通手段越來越有效。
所以，媒體記者臥底替考組織，實是“被逼”無奈。非此則不足以把替考事件的關鍵性證據掌握在手，亦不足以去疑問以往對此類事件的查處是否過於粗糙和隨意。這就是媒體記者臥底所對應的社會現實。因此，記者臥底“參與”事件發生的整個過程，實際上是用“以身試法”的方法固定證據。這種方法與其說是媒體在為考試制度充當價值守護者，進行所謂“監督”，還不如說是為那些有責維護考試制度保持公平和公正的政府部門提出了應該如何行動的問題，並以身做出了示範。記者臥底替考組織的結果，將使有責部門在查處替考事件時，面臨遠比以往更加逼仄且公開的外在約束，模糊處理的可能性變小。
能夠運作成功替考的被替考者及其家庭，用以往報道中提到的高考替考組織者的話說，“來找的都是有錢的、當官的孩子”。有錢的，當官的，這兩者，一用金錢，一用權力，都是用不公平的手段來攫取社會資源。有錢人的孩子繼續有錢或當官，當官人的孩子繼續當官或有錢，這種現象並非不可以。但是，如果這種社會現實是以非公平、非公正和非正義的途徑而達致，則考試這條相對最開放、最公平的社會流動通道也成了純粹的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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