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是之故，余英時教授絕非文化價值不變論者。年少時，他批評過傳統文化，迄今猶有難以接受的中國傳統，而且毫不諱言中國有其尚待西化之處。儘管如此，耶魯時期的名篇《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卻相信整體而言，中國的價值系統經得住現代化——甚至是後現代情境——的考驗。中國人所應致力者，是賡續發掘本身已有的精神資源，“更新自己既成的價值系統”，庶幾就不會在變局中迷失自己，甚而可以貢獻一己，為萬世開太平。餘教授此一名文，後來不僅單行出版，也變成他繼之而來的文選《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的開卷之作。後書冶思想史、文化史和社會史為一，篇篇皆具分量與重量，可謂體大而精深。餘教授認為思想傳統的詮釋，必得因勢利導，援引西方概念和方法論以說之，就如儒學在宋明兩代也因佛教而自我更新了。然而西來思想有良窳，“最粗暴”的乃是史觀學者筆下的“公式化處理”。《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中，餘教授的詮釋角度靈活不已，中國古往今來思想上的人與事，即使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君子”的觀念，餘教授也認為其定義因時因人而異。以先秦時代為例，“君子”常指“男子”，尤指在上位之男性貴族而言，迄儒家才開始帶有道德色彩，僅次於可望而不可即的聖人，而“弘毅進取”系君子共同的特色。餘教授探本尋源，所論說服力甚強。
“士志於道而仁以為己任”
1987年，余英時教授接受普林斯頓大學之聘，以“大學講座教授”之身轉任該校歷史系之職，而此時華人世界變革日多，餘教授撰文故半為政治評論，關心的層面則由學問益發拓展到了時事。早在轉任教普林斯頓的十前，台灣爆發中壢事件，餘教授在《紐約時報》上撰文仗義執言。即使近在今年3月才爆發的台灣太陽花學運，餘教授也透過網絡，發表《台灣的公民抗議和民主前途》，力挺學生，頗憂心台灣的民主前途。華人世界的政治發展，餘教授遙兮心系，學院派的“學者”一稱恐怕再難描述其人，中國傳統以天下為己任的“士”，才是形容他的最佳詞匯。
所以抵達普林斯頓同年，除了在台北梓行《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表達對故土的情感外，他也打破慣例，在上海推出《士與中國文化》（1987），2007年又在台北鐫行《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為傳統“士”的身份演變，作一歷史性的剖析，再以啟蒙時代後西方的“知識人”（intellectual）對照之。餘教授對於“士”的興趣，早於哈佛任教時期就已開始，《中國知論階層史論古代篇》（1980）是耗心甚勤的開山名著，至是則引儒家之言謂“士志於道”而“仁以為己任”，而且應具“明道救世”的崇高使命感。
准此，餘教授所稱之“士”早已不止於先秦“游士”或秦漢以後的“士大夫”階級。他甚至把“以儒教為中心”的“吏”與“師”，或以道家為中心的名士如嵇康與阮籍也納入“士”的範疇。出乎學界意料的，可能是餘教授對南北朝及隋唐兩代以濟世拯民為念的佛門高僧的看法，釋道安（312-385）與慧遠（334-416）在他筆下都具“士”的身份。“科舉制度”的功能，餘教授撰文肯定部分，因為“取士”之道在此。餘教授守住自己一貫的為學理念，《士與中國文化》出版後，對中國學界影響甚大，幾乎形成一股“余英時旋風”。餘教授每能守住自己的學術理念，“發前人所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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