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文論史
尚在新亞就讀之際，余英時教授即開始在香港報刊上為文，臧否時事，月旦人物，尤其關心政治演變，香港時期刊行過《民主制度的發展》（1953）等書。到美國求學後，著述益夥，即使不計學報論文與報刊專文，他的中文著作為數也在五十種以上，而且每有所出，學界爭相傳誦。1974年，餘教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隔年向哈佛請假重返香港，任母校新亞書院校長，而後因新亞並入剛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遂轉任中大副校長。1977年因張光直教授力薦，耶魯大學聘餘教授為歷史系講座教授。
在哈佛教書近11年，除了上述英語專書外，餘教授最為人知的著作應為《方以智晚節考》（1972）、《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1976）與《歷史與思想》（1976）三書。後者影響力遍及歷史與其他學界，出版以來，年年再刷，二版且於今春剛剛面世。《方以智晚節考》則從新材料與個人精神世界考得方以智（1611-1671）最後自沉惶恐灘，以死節殉明的故史，透露出明末知識人物的道德意識與價值觀念。餘教授闡幽抉微，考論縝密周延，而方氏隱語系統的破解，更為一功。書中顯示的考證之法，突破過去學界窠臼，是今人考證的典範，迄今尤為史家稱頌不已。
余英時教授的論文，時而發表在一般報刊之上，《歷史與思想》中收錄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1975年便在香港《明報月刊》和台北《聯合報》副刊上同時發表，讀者益增，包括社會中人，餘教授的影響力已不可小覷。其時大陸“文革”未歇，而台灣尚處威權時代，餘教授此文一針見血，指出統治階層歷來多有反智傾向，在時局上撼動了尤屬台灣的學界，引起不少讀者共鳴。餘教授身為史家的道德勇氣，表現無遺，而中文學界也看到一顆史學新星霍地崛起。
1976年補寫完成的《“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的治術發微》諸文，又深入中國政治史深處，同為《歷史與思想》中的名篇，學界無不推崇，而餘教授一代良史的地位自此奠定。至於《論戴震與章學誠》一書，對清代中葉的學術世界，更有不同於以往的看法，餘教授從戴震（1724-1777）與章學誠（1738-1801）新出的論著推敲，以為此刻學者並非專事文字訓詁而已，所謂“乾嘉之學”實含大量的思想與知識論述，“寓思於學”。
在哈佛任教的歲月，余英時教授也把學問觸角伸至文學，顯現他承襲自錢穆的博學胸懷。明清小說與民間文化的密切關係，他自小體認，未曾忘懷，曾就此題在上個世紀90年代為柳存仁的《和風堂新文集》撰寫長序。餘教授攸關中國舊小說的評論，尤以《紅樓夢》的研究最為人知。1978年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一面從學術史的角度分析近世紅學的發展，一面則提出小說中明顯可見有大觀園與大觀園以外的兩個“烏托邦世界”和“現實的世界”之見，由此再形成二元對立的小說結構，例如“清”與“濁”、“情”與“淫”、“真”與“假”，以及風月寶鑒的正反兩面的世界建構等。餘教授認為掌握了此一敘述線脈，“我們就等於抓住了”曹雪芹的“創作企圖”及其“中心意義”。餘教授之見過去學界並非乏人注意，但他的析論卻是歷來最精，最詳，而且洞見頻仍，因使《紅樓夢》的研究界廣泛引為知己，而由此派生的紅學論述乃一一問世。史家余英時，當然身兼紅學大師。衡諸錢穆的浸染，餘教授此一尊銜，其來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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