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做學問是十分認真的，讀書的品味也是極高的，但他的衣食卻是很隨意的，要求的水準也很低。大約是為了簡便，他總是理一頂短短的平頭，戴著一副30年代式樣的眼鏡，由於他身材不高，又微胖，這一種打扮，很難讓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位飽讀儒經之士。他的老伴不在身邊，因而自己做飯。我曾見到他把買來的一塊肉、兩塊豆腐切成幾大塊，扔到鍋里，加點鹽和醬油之類，用水煮熟了吃，即便在煮菜的過程中，他依然是手不釋卷。他似乎是把讀書、做學問看成人生最大的樂趣。在他的時間表里，讀書占了大部分，吃飯、睡覺也是為做學問服務的。他很少與人交往，雖然身居嘈雜的大院，除了有時談點學問之外，很少說些別的。但李先生的內心世界並不刻板，他在講學問時，常常插些趣聞軼事，講到興濃處，還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李先生也是很重感情的，記得70年代初，我插隊鄉村，初次遠離家門，與父母告別後，但踏出院門，發現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點頭道別，以示送行。
表面看來，李先生是個純粹的學者，其實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蘊藏著一種對國家、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他並非是一個為趣味而讀書的人。記得7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我從鄉村回城探親，當去看望李先生時，發現他正半跪式趴在一張小涼床前揮汗如雨般地寫作。小床上鋪滿了線裝書和平裝書，約幾十本。李先生對我說，他想寫一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講述中華文化的變遷。其中多用考據的方法，譬如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當時的發生地或出生地，現在應為何處，同時將糾正一些錯漏的說法。究其本意，則是要說明中華文化是綿延不絕的，是必然要中興的。講到慷慨處，李先生引出顧炎武寫《日知錄》的開頭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且說他要把這八個字寫進卷首語中。從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隱約地預感到這個動亂的年代行將結束，中華文化繁榮的時代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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