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生讀書的品味是很高的。作為先生，他也留意我讀什麼樣的書。以他的觀點，初學者寧可少讀書，或者等書讀，也不能讀類似三家村中的書。這是因為沾了村夫俗子之氣後，再脫胎換骨便難了，所謂璞玉可以雕琢。記得有一個春天的傍晚，我在院中借助微涼的晚風讀《古文觀止》，在那個對古代文化進行“革命”的年代，能找到這樣的書並非易事。但李先生發現後，卻不以為然，他斷然斥之為“村書”，認為不值得讀。他後來開了一篇書單給我，有《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等，這固然有明顯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也並不受其拘泥，作為入門讀物，起點是高的。他一再說，發乎其上，得乎其中；發乎其中，得乎其下。發乎其下，便什麼也沒有了。對於初學中國史，他主張一定要先讀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及《資治通鑒》，而不能只是讀後來人作的《中國通史》之類，因為這些書夾敘夾議太多。對一些品味不夠的書，他甚至反對過目，擔心無意中收入記憶庫，以致混淆黑白。當然，他也不是一味反對讀通俗的書，譬如《唐詩三百首》，他就認為是入流的書，可以欣賞。他於讀書不止是讀，也是在品，因此，有些過於挑剔。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嚴謹的學風。
李先生治學的嚴謹，還表現在他奉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而且是十分嚴格的。李先生於國學的知識是淵博的，他不僅通曉古體詩、近體詩，也懂得詞與曲，但他在向我講授了舊體詩後，卻不願再講全詞。他說，於詞學方面，他只能體會出一些絕品的妙處，對不同時代，不同流派的詞卻不能做到細微的分辨，尤其是不會“唱”。他明確地說，“我如果傳授，則是誤人子弟”。他與當時蟄居合肥的女詞人丁寧先生有交往，他認為自己所結識的人中，唯丁寧先生懂得詞且可以填並提出要帶我去見她，但當時她正在病中。後來又因李先生自己生病，他還為未能實現自己的諾言感到遺憾。李先生認為天下有的學問可以無師自通，有些則是無師不度。譬如佛學，有一段時間李先生的案頭常放著《楞嚴經》、《大乘起性論》等佛學經典，但他認為自己是不甚了了。他有時也用胡適之寫《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史事以解嘲，胡適之之所以始終未能寫出這部書的下卷，是因為到中古時期回避不了對佛教的解析，李先生斷定胡適之是被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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