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劉東是這套叢書實際的選書者，他自豪地表示，“海外中國研究”的圖書，只有兩類，選入該叢書的和他看不上的，“所以我不認為《叫魂》是一部重要的書，是我當時看不上，所以沒有收入，但它成為暢銷書，這個很意外。”
國內學術模仿者太多
“在對外開放的今天我們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必須放眼海外來重新認識中國；不僅必須向國內讀者移譯海外的西學，還必須向他們系統地介紹海外的漢學。”在1988年為“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寫的序言中，劉東這樣說。
劉東25年前的這句寄語如今部分成了現實。劉東昨天在南京的出版座談會上驕傲地說，“我去教育部評各種獎，看那些作品和論文，打開參考書目，有近半都是來自這個叢書。”但劉東同時對自己的這個工作產生的意外副作用有一些憂慮。
劉東昨天說:“我承認這套書堅持到現在，給國內學術界一個學術示範，但另外一方面，越來越多學者的作品給人感覺是，不像西方漢學家那麼說話那麼寫，好像就不是學術。”
在1990年代以來，劉東認為，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太多這套叢書中那些漢學家的學術模仿者，很多院校和學者對海外漢學家頂禮膜拜。中國研究，從胡適開始就有中國學者的內部研究和海外學者的外部研究區分，劉東認為，“現在要建立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平衡。”“中國知識界不應該對這些書頂禮膜拜，而應把它們當作自己對話的對手。迎著海外漢學挑戰，讓中國的內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同樣重要。這是學者對這套書的正常心態。”
劉東舉了一個海外“文革”研究的例子，“中國知識界在1989年後分成兩派，這些知識分子相當程度受到這些海外漢學家的影響，比如如何評價‘文革’，很多學者受到那些海外漢學家影響很大，聽著聽著覺得他們肯定‘文革’的觀點挺有道理，但問題是他們並沒有經歷‘文革’。”
“我們研究中國，他們研究中國，理應平等對話。海外中國研究，中國人的中國研究，這是兩個世界，它們兩者之間幾乎沒有關聯，在後來，有了這套叢書後，中國人開始關心西方人怎麼研究中國，但西方人是不關心我們對我們自己的研究的。這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劉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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