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些特定社群中傳承的剪紙既與當地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相關，也熔鑄著民眾個體及其所在的群體對自己、他人、自然、社會的基本認知，體現著人們的世界觀、倫理道德、價值評判和男女的社會分工。由此，為什麼剪，誰剪，怎麼剪，什麼時候剪，誰教誰剪，剪什麼，特定的圖案貼在哪個門窗，給誰送，何時送，送什麼，怎麼送，誰接，怎麼接，等等，都有著一套不言自明的習慣性規定，是生活的使然。
就在蒲子文化宮展出大師剪紙的同時，近在咫尺的低矮簡陋民居的窗戶上還貼著冬日就貼上的“喜鵲鬧梅”的精美窗花。我問屋內白發蒼蒼、掉了門牙、滿臉皺紋的老嫗，“這是誰剪的？”“呵呵，我呀！老了，手不好使囉，別笑！”
顯然，作為觀賞品的剪紙和作為商品的剪紙生發於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剪紙，是後者在當今社會情形下的變異、發展、游離和反動。在這種游離與反動中，作為藝術品和商品的剪紙也就脫離了與土地親人鄰里等相連的日常生活。其實，長時段觀之，諸如剪紙這樣當下被重新命名和定義的“民間藝術”或者只是一個過渡性術語。岳永逸（民俗學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