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記得新潮美術家對自我表現的崇尚，這一口號的提出與薩特存在主義和尼采生命意志有關。在面對集體主義新舊傳統壓迫新藝術的八十年代，具有聲張創作自由及解放個性的意義。這種文化批判在進入九十年代以後，本來應該為新文化提供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場，但歷史所開的玩笑是，“八十年代的謝幕竟然以一場交易收場”(葉永青語)。先是名和利的交易，然後是錢和權的交易，到今天更是人格和利益的交易。劉再複在2012年1期《讀書》一篇文章中指出，從八十年代末到現在二十多年中，在中國盛行痞子哲學，“他們的著名口號是‘我流氓我怕誰’。這一口號把自我膨脹為一切。一切之外，他們均無所敬畏，無所尊重，無所限制。隨之而來的便是衝破一切道德底線，只管自己得利，不管他人死活，甚至可以為了自我實現而不顧廉恥地撒謊、偷竊、貪污，把一切胡作非為視為天經地義。”在中國美術界這樣的人還少嗎？不憚剽竊、敢於盜騙的批評家不是正有人在嗎？而他們所借重的正是八十年代新潮美術的革命資本，難怪他們和同樣秉持革命資本的官方意識如此溝通。農民造反之所以讓人瞧不起，就在於造反有理的“合法性”，不過是為一己之私利，而且盜用天下的名義。
我們強調當代藝術創作必須強化個體意識，自主、自由地呈現中國的文化語境和中國人的文化追求，自然要和歷史文化資源、和中國語境的上下文發生關係。但這種關係不是抽離了在地性與在場性的主客體關係，更不是虛幻的、虛偽的、虛假的浪漫情懷和中國想象，而是系於“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的批判精神。在慣性意識、官方策略和資本操控聯合起來並吞當代藝術時，沒有批判與自我批判，沒有揭示與揭露，就沒有真實、真理和真誠的呈現。王家新在討論中國新詩現代進程時，極有說服力地指出，中國文化主體和西方文化他者一直是共在的。在辛亥革命一百年和五四運動九十年的歷史經歷中，中國社會一直在自我喪失——他者神聖和自我膨脹——他者喪失的惡性循環中周而複始，更為荒唐的是，自我膨脹在今天正在主動投靠他者神聖的政黨政治，這說明我們仍然處於神的時代和英雄時代，或者至多處於神與英雄相互勾結的時代，而非一個“人的時代”。劉再複進一步指出，“應當把人之時代關於人的普世價值納入自己的思維，在思維中重心不是放在他者，而是放在自我，既確認自我(作為)個體生命的價值與尊嚴，又確認自己(作為)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有這兩個確認，才有資格說，我們已進入多元共生的時代。”
新潮美術對一元政治文化和文化政治的反抗，正是要把中國藝術帶進一個以個體生命為前提的多元共生的時代，這個理想遠未實現。有這樣的理想才有藝術的詩意和詩性。當代藝術家作為新文化的先鋒，不是要全力以赴做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提前進入被富裕、被幸福同時被封建主義溫情所欺騙的小康社會，更不是夕花朝拾，用風花雪月之類的玩意兒去裝點、討好黑惡勢力的集權政治，藝術的存在始終和自由有關，和中國人爭取社會正義、制度民主、精神自由的進程有關。此乃藝術與批評必須、承擔之重，舍此無中國當代藝術的價值判斷可言。王林
(在第四屆廣州三年展項目展《去魅中國想象——中國當代藝術作品展》論壇上的發言，紙質媒體首發《世界藝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