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一時勝負的也許是威權，決定歷史勝負的卻只有真理。
虞雲國
歷史研究，是史家思想與歷史資料的結合，研究者首先盡可能真實地還原歷史過程，然後對自己建構的總體歷史給出解釋。自歷史哲學在近代興起，史學理論往往過於強調其規律性，這就無形中陷入決定論的困境。說到底，這種認識，最終必然導致人們摒棄獨立思想，放棄積極作為，從而在翹首坐等某個規律的呈現中受人愚弄或自我譬解。惟其如此，在當代歷史哲學中，對歷史決定論持批判態度的大有人在。英國哲學家波普爾就認為：任何一種決定論，不論它被當作自然統一性原理，或者被當作普遍因果性規律，都不能被認為是科學方法的必要前提。
歷史發展的選擇性，是與歷史決定論相對照的概念，充分彰現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對歷史創造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參與歷史的人都在參與歷史的選擇，儘管有的是主動選擇，有的是被動選擇。歷史的選擇，從形式上雖然表現為個人、集團、黨派、階級、民族、國家等不同層面，但最終都匯成歷史選擇的總合力。因而，在反思歷史選擇性時，必須面對幾組關係。
一是歷史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的關係。歷史的選擇性裡，有歷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說到歷史的必然性，也並不完全等同於不可避免性。重視歷史的選擇性，其最大意義在於，有利於強調每個人作為歷史主體的作用，避免把歷史的必然性曲解為歷史宿命論與不作為主義。在這點上，唐德剛先生的“歷史三峽論”似有歷史必然性的偏頗。他在上一世紀末指出，中國歷史正處於“其千載難逢的機運，來結束這場轉型運動而駛出歷史三峽”，還不無樂觀地預判：“再過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紀中葉，我們這一歷史轉型就可結束。”暫且借用這一譬喻，眾所周知的是，現在的三峽已經人為地築起了大壩，浩浩長江是否還能衝出三峽，就是大可懷疑的。其結局要麼是毛澤東歌咏的“高峽出平湖”，要麼就是人為魚鱉。
二是歷史的進步與倒退之間的關係。以往歷史理論一味強調歷史是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這種歷史觀容易導致人們對歷史進程抱著盲目樂觀的單向思維，既不符合逆向思維的思想方法，也會對可能出現的歷史逆流放鬆警覺性，削弱人在歷史參與中的選擇性。在這點上，我對陳寅恪先生所說，“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所謂退化論之說者”，深懷一種同情的理解。他所要破除的，正是所謂歷史總是進步的決定論。你能說，1966年其後十年比其前十年還來得進步？因而有必要讓人明白，在歷史發展中完全可能出現倒退與逆轉，產生人類不願意看到的黑暗與浩劫，而這正是有助於人作為歷史參與者在歷史選擇性中進行理性的思考。
三是歷史合力與個人作用之間的關係。歷史發展的合力系統，是恩格斯對歷史動力的經典闡述，這種合力中既有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構成的基本動力，也有與其相聯繫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識形態的強大反作用力等等。歷史合力模式，既把歷史上大人物對歷史發展的正負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對歷史的選擇性囊括其內，凸顯了每個歷史參與者在歷史選擇性上的主體作用，肯定了每個人獨有的主體價值。中國文化向來重國家而輕個人，重明君而賤草民（雖然表面上也有民貴君輕的話頭），一介小民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拱手把歷史的選擇權交給領袖與國家。於是，1949年以前，有過“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前車之鑒；在十年浩劫中，也有過沉痛教訓。
概而言之，無論過去的歷史，還是將來的歷史，每個個體，無論自覺還是被動，無論積極參與還是消極放棄，都構成創造歷史的主體。那麼，在高揚人的主體性的當下，究竟做一個自覺積極的歷史參與者，還是依然做一個被動消極的歷史裹挾者，這對每個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來說，都是應該深長思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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