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是一門解釋的學科：首先是對史料的解釋，力求恢復史實的全面真實性；然後對通過史料建構起來的總體歷史給出解釋，而後者更為關鍵。對於總體歷史過程的解釋絕不會是單一的。正如波普爾指出：“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難和問題，因而也都有自己的興趣和自己的觀點，那麼每一代就有權按照自己的方式來看待歷史和重新解釋歷史。”也就是說，歷史的解釋無可避免地蘊涵著歷史學家獨有的思想視角與價值評判，這是史家所秉持的當代意識的一種投射。史家的當代意識既來自於社會現實，又指向社會現實，這就必須在歷史與現實之間把握好合理的張力。
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將來的歷史。史學研究，無論就其學術功能，還是就其社會功能而言，在歷史與現實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雷池鴻溝。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說過：“過去的事實只要和現在生活的一種興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針對一種過去的興趣，而是針對一種現在的興趣。” 不懂得過去，就無法理解現在；反之，不懂得現在，就無法理解過去。兩者之間某些因果邏輯，本來就可以或舉一反三，或觸類旁通的。
從這一意義說，來自現實的人文關懷，不僅是歷史研究不死的靈魂，更應成為歷史學家自覺的操守。倘若泯滅了對人類、對民族，對現實、對未來的人文關懷，歷史學也就成為喪魂落魄的行屍走肉。
歷史與現實的聯繫，有兩種基本的路向。一是從歷史到現實的取徑，即以嚴謹的科學方法對某一歷史現象做出本質的認識，取得成果，提供給現實作為借鑒。一是從現實到歷史的取徑，即從現實社會生活中領悟到有必要重溫歷史上某些與之近似的現象，加深對那一歷史現象的再認識。
當然，無論何種取徑，都必須堅持把歷史的東西還給歷史，堅持歷史事實的全面真實性；而絕不能歪曲、隱瞞、編造或篡改歷史，不負責任地借史說事，低俗淺薄地“古為今用”。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一路走來的全部歷史，應該深懷敬畏，坦然面對。在民族與國家的歷史記憶中，必然既有輝煌與榮光，崛起與成功，也有劫難與恥辱，沉淪與失敗，其中，正面與負面共存，美好與醜惡交織。然而，無論是非成敗，無論盛衰榮辱，對一個自信的民族與成熟的國家來說，只要正視與善待，不管何種歷史記憶，都是一筆無可替代的珍貴財富。因為，正面的歷史記憶，固然讓後人深感敬慕與自豪，從而效法與追隨，以便再鑄輝煌；負面的歷史記憶，也足以讓後人畏懼與愧怍，從而反思與警醒，以免重蹈覆轍。
之所以必須敬畏歷史，還在於歷史決不是當時威權者的一錘定音，而是無數後來者的千秋公論。決定一時勝負的也許是威權，決定歷史勝負的卻只有真理。對國人與後代以歪曲或遮蔽歷史的手法來維護某種形象，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到頭來只能瞞得一時，豈能瞞得永世，也已為歷史屢驗而不爽。
正如歷史學家王曾瑜所說：“人類的是非、善惡、功罪之類，時間的作用是淡化甚至抹煞，而成文的客觀而公正的歷史的作用，卻是部分的保存。但即使是部分的保存，對人類文明和良知的進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以此而論，歷史也確實讓人敬畏。
我們當下，小到個人，大到社會，是否已對歷史充滿敬畏之心呢？我們常征引“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古訓，我們又經常“有選擇地記憶”與“有選擇地遺忘”。借用民間對武聖人關公的戲謔，“有選擇地記憶”就是一味誇耀咱家過五關斬六將的光榮，“有選擇地遺忘”就是絕口不提自個敗走麥城的恥辱。
這樣有選擇地記憶與遺忘，就讓我們的國民與後人無論打開歷史教科書，還是借助大眾傳媒，都無法了解某些歷史的本來面目。總體而言，歷史教育的現狀，存在著三種非歷史主義的荒謬症候。
其一，割斷歷史，例如，自上世紀中葉起，歷史教育就有意無意割斷了中國人與傳統之間的紐帶。其二，編造歷史，例如，在大陸1949年以後的歷史評說中，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所起的作用曾一度被低估。其三，遮蔽歷史，例如，目前四十歲以下的國民對十年浩劫的歷史記憶幾乎一片空白。這樣一部被歪曲、掩蓋與編造的歷史，其社會功能的負面性不言而喻。正是這種負面性功能，一方面導致一個民族抹去了某些所行未遠的歷史記憶，也就失去了把歷史包袱變成歷史教訓的機遇與可能。另一方面則導致廣大國民從歷史的失真轉向對現實的懷疑，從根本上動搖他們對真善美等基本價值觀的尊崇與信奉，社會加速跌入價值失範的嚴重困境。（《敬畏歷史》，虞雲國著，復旦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