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時立法，時寬時嚴。乾隆帝在其統治前期，執法尚為嚴厲，二十餘年中，共處置貪污大案七起，即兵部尚書步軍統領鄂善案；浙江巡撫常安案；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案；山東巡撫鄂樂舜案；湖南布政使楊灝案；雲貴總督恒文案，以及山東巡撫蔣洲案。這幾起案件，犯贓者家被籍沒，人被處死。其中，蔣洲乃前大學士蔣廷錫之子，亦嚴懲不貸。為此，乾隆皇帝還特加指示：“外吏營私貪黷，自皇考整飭以來，久已肅清，乃不意年來如楊灝、恒文等案，屢經發覺，而莫甚於蔣洲此案，若不大加懲創，國法安在？”表明了這一時期乾隆帝在執法上的嚴肅性。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特別是到其統治後期，乾隆帝懲貪則“多從寬縱”。乾隆四十三年（1778），粵海關德魁虧空稅銀，按律應賠兩萬餘兩，乾隆帝諭令全免。浙江巡撫福崧，早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盤查浙江省虧空案及平陽知縣黃梅貪污案時，已發現其婪贓之蛛絲馬跡，但乾隆帝未予追查，只將福崧改調他省。此外，像於敏中、楊景素等人，皆贓私累累，乾隆帝直到他們死後才予以處置。其寬縱的結果，必然為官吏營私舞弊大開方便之門，“督撫等遂爾無所敬畏，任意妄行”，釀成乾隆後期一起又一起的貪污大案。
寵重和珅形成惡性循環
乾隆帝在其統治後期寵重和珅，當為人盡皆知的故事。他先後任命和珅為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領侍衛內大臣、步軍統領和吏、戶、兵三部尚書等官職，秉政達二十餘年之久。乾隆後期的政治受到和珅的諸多影響。
據記載：“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奔走其門下以為快。”“一時，貴位無不仰其鼻息，視之如泰山之安”，或“恃為奧援”極力攀附之。故而，隨著和珅官職與官位的不斷加升，其家也開始門庭若市。有人形象地描述道：“和相當國，一時朝士若騖，和每日入署，士大夫之善奔走者皆立伺道左，唯恐後期，時稱為‘補子胡同’。”補子是官服，說的是官員奔競結交和珅的醜態，而時風可見一斑。至於官員走和珅門徑的具體情形，嘉慶時查辦的兩淮鹽政徵瑞行賄案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兩淮鹽政是一肥缺，為了保住此缺，徵瑞供稱：他於嘉慶元年（1796），和珅妻故逝時，饋銀二十萬兩，“彼時和珅意存見少，欲伊增至四十萬，是以未收。而從前曾送過和珅二十萬，當經收受。此外和珅交辦緞匹物件等項，並奇巧之物，不可勝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