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7日電／據媒體報道，“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接受最新一期《國家地理》雜誌專訪時，為新加坡採取的高薪養廉政策辯護”。不過，仔細研讀該新聞，卻不難發現，李光耀先生確實在為高薪政策辯護，卻一字不及於養廉。原來，與許多中國人所想象的相反，新家坡高薪制度的設立，並非為養廉而來。
新加坡總理和部長們的薪水一直為全球之冠，2007年，又為總理、部長和國會議員平均加薪了25%，但是，高薪只屬於少數人，1994年新加坡實行頂級公務員高薪制以後，全國年薪在100萬新元以上的公務員只有30名左右，與之相比，新加坡中級官員為10多萬新元，而低級官員不過八、九萬新元，與企業單位相比並無特出。各級官員皆有相當權力，若真高薪養廉，又何以只及於這30多人，這就表明，這一制度另有其目的。
事實上，新加坡政府也多次強調，給予頂級高官以高薪，首要目的並非是為了養廉，而是吸引人才“棄職從政”，有意思的是，對於“棄職從政”的人士而言，世界第一水準的官員薪水其實是“低薪”，從1994年開始的頂級公務員高薪制度，採用的是與6個私營企業界前4名高級人員的平均工資掛鈎的政策，“棄職從政”的部長和高級官員拿到的所謂高薪，與其在企業時的收入相比，也就五分之三到三分之二，根本不是什麼高薪。
對此，或許有人會大惑不解：公務員往往出身名校，又經過嚴格考試選拔，加之久在政府部門，自然見多識廣，何以還要到外面去吸引人才，而這些人才又為什麼會“棄職從政”，棄高就低？對此，筆者的理解是，新加坡政府試圖吸引的是那些公務員體系很難造就的具有決策能力的人才。一般而言，公務員制度更注重執行力，各級公務員的主要工作為上傳下達，其知識和視野都相對專化；相對而言，決策卻需要面對不斷變化的形勢作出各種判斷，需要更加寬闊的知識面和視野，尤其重要的是需要反覆比較權衡各種方案而加以選擇，顯然，在競爭性的企業環境中，這樣的人才要更容易湧現，而如果能將這樣的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門中來，對於提高政府決策能力當然大有裨益。而對於這些人才來說，“棄職從政”的主要動力在於為國效力的榮譽感，以及運用自身能力促進社會發展的抱負心。
當然，“棄職從政”並非新加坡所獨有，著名的越戰期間的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就曾是美國福特汽車公司董事長，因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名聲大噪的前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也曾擔任大型投資銀行高盛集團的主席和首席執行官，不用說，擔任部長的薪水與他們在企業的薪酬相比是相去甚遠的，對於他們來說，出任政府高官旨在實現平生抱負，附帶收獲的是社會聲望和榮譽，薪水之高低與廉潔與否，倒未必有多少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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