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資料圖：美國前總統里根與其國務卿舒爾茨 |
中評社香港9月2日電（記者 樂國平編譯）美國記者James W. Carden於9月1日在歐亞評論網上撰文，認為拜登應該向前總統里根學習，軟化對俄強硬路線，轉而對俄進行外交接觸。他在文中讚揚了里根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舒爾茨，認為他在對蘇聯外交中表現卓越，反之如今的國務卿布林肯如果繼續迴避與俄進行外交談判，那就應該以“俄國通”伯恩斯等人取而代之。以下是原文編譯：
自俄羅斯於今年2月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和俄羅斯的主要外交官安東尼·布林肯和謝爾蓋·拉夫羅夫只進行了一次彌足珍貴的會談。
在7月29日的電話會談中，兩位外交官討論了可能的囚犯交換問題，其中涉及兩名被俄羅斯拘留的美國人，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保羅·惠蘭和籃球球星布蘭妮·格林納，但沒有取得成果。
美聯社外交記者馬特·李（Matt Lee）在7月初的G20會議上寫道，拉夫羅夫告訴記者：“放棄所有接觸的不是我們，是美國。這就是我能說的。我們不會遷就任何建議開會的人。如果他們不想對話，那別無選擇。”
鑒於奧巴馬政府罕見的外交成就，伊朗核協議，歸功於無數小時的秘密外交，布林肯在可以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外交之際迴避外交努力是令人費解的。也許布林肯不與他的俄羅斯同行會面，是因為另一位更具實質經驗的政治家威廉·伯恩斯正在進行會談，而他們只是不被公眾看到。畢竟，伯恩斯是政府最有經驗的俄國通，對扮演秘密特使的角色並不陌生。
不管怎樣，拜登的國家安全團隊應該瞭解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和他的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在冷戰中的第二個危機時刻（第一個是古巴導彈危機）的外交作為。
前加州州長羅納德·里根在接受198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演講中說：“自由和有原則的外交政策的基礎是一個以世界本來面目，並通過領導和榜樣來改變它的政策，而不是通過高談闊論、騷擾或一廂情願的想法。”
但他執政的最初幾年確實更多地以高談闊論（比如稱蘇聯為“邪惡帝國”）為標誌，而不是外交。《紐約時報》引述了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的當時經歷，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緊張時期，在他回家時，他的親戚們破天荒地問他，如果與美國發生戰爭會怎麼樣。”而1983年北約“神箭手”演習期間發佈的“核戰爭”警報也給里根總統敲響了警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