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國務卿阿爾·黑格卸任，尼克松時期的勞工和財政部長喬治·舒爾茨接替黑格，為對蘇聯採取新的方法奠定了基礎。
在給總統的備忘錄中，舒爾茨呼籲“與莫斯科加強對話”。但里根當時的團隊中充滿了強硬的反蘇鷹派，其中一些，例如哈佛大學學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1923年出生於波蘭）代表著龐大而有影響力的 “遭受蘇聯控制的東歐國家”流亡者的利益集團，其帶有國仇家恨的先入為主，和對蘇聯的偏見和仇恨。
派普斯是“第75號國家安全決策指令”政策背後的團隊，這也是吉米·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對蘇聯採取的強硬態度的延伸。布熱津斯基也出生於波蘭。
該指令表示，美蘇政策應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解之上：“蘇聯的侵略性深深植根於內部制度，因此與蘇聯的關係應考慮到是否有助於加強這一制度及其侵略的能力。”
當時提出的相同論點今天正在被重復使用，但借口變成了美國和西方必須在所謂的“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展開一場戰鬥。這種推理毫無意義，但仍然成為兩黨外交政策機構成員及其進步批評者的信條。
人事就是政策，這是老生常談，但仍然是事實，里根政府也不例外。正如學者詹姆斯·格雷厄姆·威爾遜（James Graham Wilson）在他關於里根－戈爾巴喬夫時代的精彩歷史著作《即興的勝利》中指出的那樣，“缺乏新的掌權者，導致了1980年代初期國際環境的停滯，而舊思想決定了美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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