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國兩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變化。 |
中評社╱題：“一國兩制”實踐十七年——在變與不變之間 作者：李環（北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港澳事務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博士
“一國兩制”從構想變為現實，並於1997年開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迄今已十七年有餘。如果按中國政府承諾的“五十年不變”，那十七年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一。中國承諾香港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五十年不變，然而，總體方針的不變，不代表實踐手法的“不變”。回歸十七年來，世界在變，香港在變，中國內地也在變，如何因應新的形勢來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中的“變”是必然的，也有跡可循。
變與不變
香港回歸十七年來，什麼變了？首先是香港問題的“主要矛盾”變了。在中國政府看來，香港從回歸的那一刻起，“主要矛盾”就已經發生了改變。回歸前，主要矛盾是香港怎樣順利、平穩地回到祖國的懷抱，涉及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的談判。回歸後，主要矛盾變為如何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這主要靠特區政府的良好施政，當然，施政上出現了一些問題，原因也比較複雜，涉及到中央與香港兩個方面。
其次，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濟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香港在中國整體經濟總量中所佔比例不斷下降，由上世紀80、90年代的25%下降至近年的3%左右。作為一個面積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700多萬的城市，香港的經濟總量已大抵相當中國一個直轄市如北京或上海的水準。隨著內地省市的快速崛起，香港的競爭力相對下滑，對中國經濟的貢獻也不再那麼突出。“東方之珠”的光澤相對暗淡，其曾經享譽全球的國際金融、貨物、航運中心地位雖暫時無憂，但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
再次，兩地民眾的心態在變。經濟發展帶來了物質、文化生活的提升，民眾的心態也逐漸發生變化，內地人對香港由豔羨到平視再到出現“也不過爾爾”的心態，香港人眼看著當年的接濟對象在自己的地盤上“揮金如土”，在自嘲為“港燦”的同時，也難免有一點“羡慕嫉妒恨”的情緒。這種情況近兩三年來尤為突出，表現形式則是有愈演愈烈之勢的“陸港矛盾”或曰“兩地摩擦”。其實，在中國很多地方，戶籍制度下的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的關係都比較微妙，外來人口對本地經濟增長作出貢獻，當然，也會佔用部分本地的資源，如住房、教育、醫療等。這本來會是一種“各取所需”的“雙贏”局面。但在香港，竟演變成一些人士街頭的謾駡、一些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立法會裡激烈的爭論、乃至行政長官的行政命令（如“限奶令”），不能不讓人稱奇。這其中除了存在“一國兩制”的因素，如香港身份證的取得採取“出生地原則”（只要在香港出生，就被視為“香港人”，享受香港居民的一切福利），主要的原因可能還在於特區政府的施政能力。如果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和內地地方政府的溝通不夠暢快、行政長官協調香港社會各方面利益的能力不夠突出，對香港與內地在交流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問題、解決方案等缺乏深入的思考與研究，那當問題出現的時候，特區政府就會表現得比較被動。
最後，也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伴隨著中國的崛起，東亞地區乃至整個亞洲地緣政治的變化。香港特殊的歷史地位、“一國兩制”的現實狀況，以及國際大都會的城市特色都令其難以在新一輪的大國博弈中置身事外。美國戰略東移，亞洲再平衡將是一項長期方略，而香港，無疑會是一個很不錯的“切入點”。僅從近年美國駐港總領事的人選（從楊蘇棣到夏千福）、總領館人員配備等情況就可窺一斑。
當“變”成為這個世界唯一的不變，香港的“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意味著什麼？當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在不斷的調整變化，香港的“變”又要變向哪裡？
“五十年不變”像是又一個“大限”（港人曾有“九七大限”一說），折磨著港人的頭腦，也束縛著港人的手腳。實際上，不僅港人對“不變”印象深刻，中央政府也在很長的時間裡把“不變”視為“儘量少變”。雖然早在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就曾深入、辯證地談過變與不變的問題，他說：“我們的政策不會變，誰也變不了。因為這些政策見效、對頭，人民都擁護。……我們在協議中說五十年不變，就是五十年不變。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也不會變。到了五十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裡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再說變也並不都是壞事，有的變是好事，問題是變什麼。中國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種變嗎？所以不要籠統地說怕變。如果有什麼要變，一定是變得更好，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和發展，而不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這種變是值得大家歡迎的。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們也在變。最大的不變是社會主義制度不變，而‘一國兩制’就是大變，……。問題是變好還是變壞。不要拒絕變，拒絕變化就不能進步。這是個思想方法問題”①。鄧小平還為香港的“不變”列出一個大前提，即“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因為“中國要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改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會怎樣？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吹的”。②然而，當年為了穩定港人信心，促使香港順利回歸，國家領導人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的是“不變”這一點。有些形象的說法，如“馬照跑，舞照跳”“換面旗幟，換個港督（港督換成行政長官）”等，無形中加深了普通港人的印象，那就是“不變”就是好的。因此，有些人對“變”變得敏感，這種主觀意識上的想法和認識，使得香港回歸十多年來，整個社會過多關注了“不變”（從這個意義上講，反對23條立法，爭取“雙普選”等政治紛擾都是部分港人害怕變、拒絕變的表現，他們想通過這些具體的方法來保證香港的“不變”。）而對“變”、“怎麼變”、“朝哪個方向變”缺乏深入的思考與討論。
與此同時，中央卻在發現問題後，探究、思考，主動調整，開始了自己“變”的過程。當然，這種變不是“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變，而是在實施“一國兩制”的具體做法上的調整、變化。
從籠統處理到清晰表述
中央治港思路的變化首先體現在表述和論說上。
儘管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針的表述是一貫的，也是清晰的。但在這一方針政策的具體落實過程中，給出的指導與建議經歷了一個由綜括到具體，由籠統到清晰的過程。這在今年以來圍繞政制發展的論述中表現的尤為明顯。
香港回歸的頭幾年，中央對香港秉持“粗放型”的管理，對特區政府讚揚、鼓勵居多，期望特區政府發揮聰明才智，管理好新成立的特別行政區。所謂“井水不犯河水”，這實際上是某種“隔離”策略。然而，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時代，“井水”、“河水”各不相干恐怕是一種很難實現的理想。2003年沙士襲港，百業凋敝，為提振香港經濟，中央及時推出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並開放自由行，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這可以說是中央繼1997年金融危機後又一次為香港送“大禮”，是內地為香港的一次“輸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