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東盟在東亞合作中一直有個需要反思的問題，那就是對大國——特別是中國——的防範心理太強。這裡面固然有歷史因素——東盟成立的宗旨即與此有關，但也與東盟缺乏與時俱進的時代眼光有關。事實上，在中國——東盟的近年來合作中，中國一直堅持積極、友好、大度、予多取少的原則。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時，正是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作為重災區的東盟才得以避免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2009年的東盟——中國（10+1）峰會中，中國設立了數額達100億美元的投資合作基金，目的就在於加大對東盟的資金支持；在去年10+3設立的總量為1200億美元的區域外匯儲備庫中，中國承擔了其中的380多億美元；就政治上而言，東盟之所以能在東亞合作中占據主導地位，中國的支持至關重要。
所以，東盟與其執著於擴大自己的領導機制，不如增強內部凝聚力，提高領導能力，在現有的東亞合作機制中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東盟十國中，經濟水平、政治屬性參差不齊、紛繁多樣，既有共產主義的越南和老撾，也有西方化的城市國家新加坡，還有君主立國的文萊以及軍政府統治的緬甸。這些都制約了東盟的內部凝聚力，比如在緬甸問題上，各國就有很大的分歧。其它如，十國中的新加坡、菲律賓、印尼等相對較富裕的國家，希望增強對外經貿合作與技術交流，而老撾、緬甸、柬埔寨等窮國，則更多地希望獲得外部資金與援助。這也影響了東盟對外合作訴求的一致性。
另外，自97金融危機致印尼總統蘇哈托下台後，東盟就缺乏一個有領導能力的“盟主”。雖然有幾個國家都希望當這個“盟主”，但目前還沒有一個眾望所歸者。一個沒有火車頭的國家集團，領導水平顯然不會太高。在此情況下，東盟與其不切實際地想領導“大半個世界”（10+8），還不如強化內功，在現有的東亞合作機制內更好地發揮主導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