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拋出推動“內閣制”，又該如何面對國民黨內有心角逐二○一六“總統”大位者？以及黨內“莫非已放棄二○一六”的質疑？筆者肯定朱立倫市長拋出改革的用心，也確實點出台灣目前的困境，然而“修憲”必須擺脫民粹，加上配套制度調整及民眾觀念的轉變，恐怕並非短時間就能完成；與其如此何必加強藍綠對於“憲法”的信守及堅定，不致產生對於憲政的威脅，或許行憲的努力要比“修憲”的創新來的更容易些。
總之。“修憲”涉及到政治實力與話語權，更涉及到專業與現實的調和；如果“修憲”只是為了迎合一部分人，企圖獲得諒解，恐怕目標很難達成，畢竟“總統制”是東亞民主早已習慣之強人領導，況且此時此刻的台灣需要解決的恐怕是經濟問題大於“修憲”議題，雖說“修憲”可以替台灣目前面臨到經濟困境解套部分，可以將無法制度化的東西儘速制度化，但所付出的成本與代價恐怕也不得不考慮。另外“修憲”的主張若不能獲得國際及大陸當局的充分瞭解，恐怕也難以達成其目的。或許“內閣制”是台灣民主發展的最適合方案，但是否適合台灣人的調性及符合台灣的現實環境，更是我們必須考量的重點。
綜上，“修憲”不能再從個人與黨派的政治算計出發，也不能從“反馬”作為去“總統”化的考量，政黨輪替未來是台灣民主的常態，倘若改成“內閣制”，或許“立委”選舉要比“總統”選舉更重要，但國內外會認為“立委”比“總統”大選重要嗎？因此我們必須從現實出來，重要的是釐清責任政治。從國家發展的長治久安著想，更需貼近台灣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環境和民情，否則“修憲”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實不得輕忽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