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2012年批判民主黨政權未能解決的包括擺脫通貨緊縮、少子化和老齡化等諸多課題，時至今日也未出現根本上的改善。安倍任內最大的政治目標——“修憲”問題也在2019年7月的參議院選舉過後遭遇挫折，“修憲勢力”未能獲得超過三分之二席位，使得其“修憲”之路阻力重重。外交上，與韓國史無前例的交惡，與俄羅斯關於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問題屢次談判以及與朝鮮的人質問題協商無果而終，均顯示其外交成績乏善可陳。
經濟上，如果將“安倍經濟學”看作是其任內“金字招牌”的話，一系列金融、財政刺激政策推行至今已經7年有餘，“安倍經濟學”的邊際效益正在減少，“三支箭”的短期刺激作用逐漸消退，政策紅利不斷縮小。安倍內閣意在提高生產力和提升創新力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經濟的改革卻止步不前，少子老齡化危機和僵化的經濟也並未有明顯改善。過去7年間，提出的諸多目標均已實質落空。
2018年，日本經濟增長開始放緩，去年日本經濟復甦已現疲態。2019年日本經濟全年增長0.7%，經濟實際已瀕臨衰退。2020年日本受新冠疫情和東京奧運延期的叠加影響，經濟衰退已然成為大概率事件。隨著日本全國進入“緊急事態”，消費者和商業活動的大規模中斷將使本已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黨內外各方勢力摩拳擦掌
4月16日，安倍內閣將“緊急狀態”的範圍擴大至全國的決定，與其說是安倍內閣帶領日本正式進入了“戰疫”的正軌，不如說是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巨大壓力終於迫使安倍內閣放棄了保衛“安倍經濟學”的幻想，向現實作出妥協。
安倍內閣關於“緊急狀態”範圍的決定在4月7日到16日短短幾天內發生如此巨大轉變，無疑將使日本疫情防控最高責任人安倍的政治權威受損，為今後日本各種政治勢力轉移責任提供口實。可以預期，日本政局在進入全面“緊急狀態”階段後，將不再是安倍晉三的獨角戲，在安倍“一強”時代長期壓抑的包括自民黨內反對派、在野黨，以及各種政治野心家均會瞄准安倍內閣在疫情防控問題上的“阿格琉斯之踵”發起攻擊，引導輿論批判安倍政權，宣洩國民因疫情所產生不滿情緒，進而獲得政治影響力。
首先，在地方層面，日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矛盾正因疫情逐漸暴露出來。在“緊急狀態”下，能夠“要求”住民在規定時間和地區停止不必要的外出，並對企業家等限制店鋪和設施的使用“請求”等防疫措施的執行權限不在中央政府，而在都道府縣的知事。根據日本憲法規定，地方自治體的權力運行主要取決於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議會對知事的支持與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日本進入“緊急狀態”後無疑增強了地方首腦的政治權力和輿論影響力。疫情在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政治的工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