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與國際格局轉換
從中美關係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兩國關系完全超越了雙邊關係的範疇，成為全球政治和國際體系轉變的“晴雨錶”。從一定意義上說，冷戰實際上就是以威權式政治體制為代表的陸上強國同與西方民主體制為代表的海上強國的較量，其背後是兩種不同國際體系觀的較量。
每次中美關係的調整都預示著國際格局的轉換－－從戰後的兩極格局到20世紀70年代的中、美、蘇、歐、日五大權力中心的出現，從冷戰結束後的一超多強到“9．11”事件後多極格局的萌芽。中美關係不同於中俄、中日乃至中歐關係，因為前者具有全球性質，而後者充其量只是個地區問題。自新中國成立至今，中美關係的背後實際上就是中國與現行國際體系的關聯問題，亦即
中國作為體系中的建設者和參與者如何看待國際體系的主導者和支配者美國的問題。
2008年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分水嶺。奧運會的成功召開標誌著中國從政治大國向政治強國的邁進；奧運會開幕同一天，俄羅斯在南奧賽梯採取的軍事行動則拉開了俄羅斯軍事崛起的序幕；在去年西方八國集團召開的峰會上，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組成的發展中五國預示著新興大國將以一個整體出現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中。而美國因次貸危機而出現的經濟危機將進一步加劇國際體系的變革。中、俄、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等新興發展中大國的崛起打破了美國、西歐和日本壟斷國際軍事、政治和經濟體系長達63年的曆史，非西方威權式國家群首次作為主角出現在世只權力舞台上。同時，伴隨國際體系轉型的是世只上諸多國家和地區國內政治的轉型，日本、韓國、蒙古、泰國、巴基斯坦、烏克蘭等國出現的國內政治危機無疑是國際體系轉型的前兆。
從本質上說，國際體系轉型是世只上各種力量不平衡發展所致。以恐怖組織、極端組織和民族分裂組織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不斷地侵蝕著當今主權國家內部權力結構；以發展中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大國的崛起則不斷地侵蝕著現行國際權力結構。前者矛盾的焦點是非傳統安全，後者矛盾的焦點則是國際遊戲規則的制定。國家和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最終將促使國際體系的轉型。中美是世只上主權國家中權力消長變化最為明顯的一組，尤其表現為奧運會後中國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提升和美國國際地位的下降（盡管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衰弱都是相對的）。作為世只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中美如何看待對方的權力消長不僅影響兩國關係的發展，而且影響當今國際格局的走向。筆者認為，中美構建戰略准聯盟關係不僅是21世紀兩國共同利益的需要，而且是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訴求。
中美準聯盟的性質與內涵
由於中美在安全觀、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領域的差異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與美國奉行的軍事結盟外交存在本質上的差異，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中美結為軍事聯盟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對雙方來說都是有害的。相比之下，中美作為有分歧的大國，構建“聯而不盟”的戰略準聯盟關係則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功能性。這種準聯盟關係不是搞集團對抗，更不是針對哪個大國或大國集團，因此不具有對抗性和排他性。準聯盟強調在平等、互信、合作、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共同承擔國際責任。
在未來二十年，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不僅有利於實現兩國關係的平穩發展，而且有利於國際體系的平穩轉型和過渡。有人認為，中美是戰略敵人，因為中美兩國存在結構上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更何況中美雙方在人權、台灣和環保問題上存在巨大分歧，但不可否認的是，與雙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關切相比，中美之間的分歧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2008年美國大選，中國並未成為美國兩黨辯論的焦點。無論是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還是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都將發展同中國的戰略關係放在重要位置，這可以說是美國兩黨的共識。
未來20年，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關係具有重要基礎：首先，從國際權力結構來看，美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主導者，能夠對體系內的事務加以有效治理；中國由於身份的多重性，與國際體系外的國家以及被國際體系邊緣化的國家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中國在朝核問題、伊核問題、蘇丹達爾富爾問題、緬甸問題的解決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美關係的互補性是中美戰略準聯盟的結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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