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從價值觀念來看，中美之間的核心價值觀盡管存在重要差別，但是卻在朝趨同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現代化建設實際上是以美國為“榜樣”的，儘管中國政府並不認為美國的體制是最高效和最好的體制。中國所取得的經濟奇跡也使美國的專家學者對“中國模式”興趣正濃。
再次，從依存度來看，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額使雙方在經濟上形成相互依賴關係，成為典型的經濟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中美相互依存度幾乎超過了世只上任何一對大國。中美之間的海外利益均佔國民生產總值相當大比例，兩國在保護海外利益上存在共同訴求。
最後，從雙方領導人的認知來看，中國強調走和平發展道路，低調、不當頭、韜光養晦仍是當今中國領導人的重要外交政策；美國領導人則開始將中國視為“利益攸關者”，並希望中國能夠肩負“負責任大國”的重任。今後中美在以下領域最有可能構建戰略準聯盟關係。第一，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安全安排；第二，加強反恐與反擴散軍事交流；第三，加強防擴散合作；第四，加強在能源、跨國犯罪等領域的合作；第五，共同反對和遏制“台獨”。
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並非意味著“中美共治”或“中美攜手主導世只”，而是著眼於美國霸權衰弱、全球公共物品供應不足的情況下，中國承擔一定的義務，與美國、歐盟、日本和俄羅斯一道，向國際社會盡可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使國際體系的轉換盡可能以平穩的方式實現。
從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來看，中美戰略準聯盟更是一種責任而非一種特權。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具有雙重涵義。首先，中國政府首要責任是解決國內的治理問題，向13億中國人（包括港、澳、台同胞）提供必要的社會公共物品，實現良性治理，並盡可能維護海外華人的利益。其次，中國會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地區和國際社會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如派出維和部隊、參與中東和談、在地區熱點問題上開展斡旋外交，中國在朝核、伊核、緬甸、達爾富爾等危機上所作的努力，就是中國向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物品的最好證明。中美戰略準聯盟的構建表現為雙方對各自核心利益和首要關切的理解和支持。例如，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對美國的提案動用否決權時表現出審慎的態度，並積極支持美國反恐；同樣，美國領導人逐步意識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利益和情感關切，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和奧運問題上對中國的支持便是佐證。兩國的共同關切與共同利益的趨同使雙方之間的合作成為一種可能。只有中美這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關係和諧了，構建和諧世只才有希望。
國際體系轉型的必然要求
當然，目前中美戰略準聯盟關係的發展還面臨著諸多障礙。在美國國內，部分極端勢力和新保守主義者仍然抱著冷戰思維不放，將中國視為亞太地區的最大威脅；在中國國內，學只和政只存在的“新左派”和極端民族主義者也會影響中美戰略準聯盟的構建。在國際上，中美準聯盟關係也會遇到各自“友邦”的阻撓。例如，有些國際體系外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對美“溫情外交”頗有微辭；美國的北約和亞洲盟友也對美國對華“微笑外交”倍感失望。
儘管未來中美關係發展還存在這樣和那樣的障礙，但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是國際體系轉型的必然要求，是中國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邁進的必然要求，也是美國霸權衰弱、世只權力格局重塑的必然要求。它不是要求中國用一種新的制度、新的理念和新的權力體系去代替原有的國際體系，而是要求國際體系的新興成員中國向原有的國際體系注入新的活力，注入東方的人文關懷、和合文化和道德觀念，倡導國際關係中的平等、和平、互信、多元、仁義和共同發展，集中體現在“構建和諧世只”這一目標上。這些新的理念將使現有的國際體系主導者更能夠重視體系中的“弱勢群體國家”對主權和發展問題的關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遏止美國濫用武力的重要思想武器。
總之，奧運會是中國國際地位的分水嶺。奧運之後，隨著美國經濟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周邊國家政局的強烈震蕩，世只對穩定和發展的中國寄予厚望。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美國霸權地位的衰弱客觀上要求中美構建戰略準聯盟，這種戰略準聯盟與其說是為了兩國的私利，不如說是為了全人類的共同責任。中國承諾將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對本國公民的生存、發展、健康、環境和社會公正性負責，為民眾提供福祉；對國際社會的責任論要求中國在對外關係上平衡好利益和責任，在維護中國海外利益的同時，積極發揮中國的大國作用。今後，中國將和美國一道，繼續承擔地區和全球責任，進一步促進地區整合，開展大周邊外交和熱點外交，通過全球治理與政治斡旋解決熱點問題。
中美戰略準聯盟關係的構建將從根本上改變60年來中國在東亞權力結構中的受遏制地位，使美國的東亞軍事聯盟體系不攻自破，也將從理念上和戰略上掀起中國的外交革新。中美共同協商的、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參與治理的國際體系將是更加公平、更加穩定、更加繁榮、也是更加和諧的國際體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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