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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反思：大多數紅衛兵為何不道歉

http://www.CRNTT.com   2013-06-22 10:42:11

毛澤東、周恩來等接見紅衛兵。周恩來支持西糾，江青則多次批評西糾，可見紅衛兵問題上的高層分歧。   　　1966年8月份，北京仍是保守派的天下，造反派不成氣候。“她”所透露的“學校文革領導小組”、“被選進領導小組”、“我們的感覺就是自己將來是社會的支柱；我們出身好，什麼事都衝在前面”、“當時認為黑幫就是敵人”、“我們還是糾察隊”，這些要素，都是以高幹子弟為骨幹成員的保守派的顯著標誌。毆打老舍並直接導致其投湖自殺的紅衛兵，究竟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許多當事人還健在，想來應該不難弄明白。那種籠統以“造反派”指代所有紅衛兵，將所有紅衛兵的行為都掛在“造反派”名下的做法，對促進紅衛兵的集體反思，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   　　追究具體責任的同時，也需要把紅衛兵放到更廣闊的時代背景下考量責任不具體，反思固然無從談起；但若不考慮時代背景，所謂總結歷史教訓，也只是空話。紅衛兵產生的最大、最重要的時代背景，是文革前的學校教育。這一代青年學生，成長於新中國的懷抱，從小受到革命傳統的熏陶和英雄人物的感召，其所受教育，實際上是一種革命理想主義教育。一方面，他們大多數愛國愛黨愛社會主義，另一方面，他們的理想主義又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誠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當時學校政治教育的特點，一是開展階級鬥爭、反修防變的教育，強烈地灌輸階級仇恨，培養大敵當前、勇於鬥爭的精神，‘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階級感情’和政治立場。二是將突出政治、提高革命覺悟的教育變為培養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三是在組織措施上，將培養接班人與貫徹‘階級路線’緊密相連，越來越強調家庭出身，‘血統論’甚囂塵上。”這三個特點，本質上都是在追求一種簡單劃一、純而又純的道德境界和社會模式。這種追求，無疑是一種空想。 　　這樣一種教育，產生了兩個後果：一是塑造了一代青年人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情操，這種情操同時又與景仰革命和造反，崇尚鬥爭哲學，狂熱崇拜領袖等性格、心理特征結合在一起；二是建築在人道、人性基礎上的傳統道德觀，被建築在“階級鬥爭”基礎上的新道德觀所取代，當時存在於中小學生當中最典型的一個道德困境就是：在公共汽車上為一位老人讓座時，安知他是不是階級敵人？紅衛兵運動，使前者的理想主義與後者的新道德觀得以充分結合到一起後，終於產生了難以估量的破壞性。缺乏現代公民教育，未能培養出有獨立人格的現代公民，是紅衛兵運動留給後世的一個重要教訓。 　　另一個不得不提的背景是：紅衛兵運動從一開始，就承載著高層特殊的政治使命，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造反派，他們的興與衰，都是高層操縱的結果。譬如：造反派擊敗保守派，在文革中崛起，固然是因為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但他們在1968年被迫退出歷史舞台，也是中央文革的旨意，造反派“五大領袖”早在文革期間就進了牢房。只有把這些歷史背景的來龍去脈廓清，紅衛兵“提線木偶”的本質才可能被徹底講清楚，反思也才有可能真正到位。 　　考量時代背景的同時，還應注意到施惡者個體的特殊性。紅衛兵們固然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但每個參與打人的紅衛兵，其動機未必一致，或出於階級情感，或出於報復，或出於隨大流，或出於純粹“好玩”……等等不一而足。這種個體特殊性層面的反思，雖然只能依賴於紅衛兵本人的理性自覺，但卻是整個紅衛兵運動反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結語 　　紅衛兵的公開道歉如此之少，不止是勇氣的問題，也不止是缺乏反思精神的問題，更是歷史真相的問題。真相不明，責任不清，甚至連現有這些零星的反思與道歉，也會常常面臨被曲解的尷尬。（來源：騰訊歷史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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