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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開始書寫美國

http://www.CRNTT.com   2012-08-19 07:54:11

很多中國讀者認為，美國人歷來都對中國固有負面成見。實際上，在中國的“文革”時期，也正是美國青年學潮四起的反叛期，毛澤東語錄在美國的學院氛圍十分盛行。之後，十分天真的學院“左派”在許多大學文科占優勢，一度“左翼”教授們把學生都教得十分仰慕“文革”中的中國，認為中國通過“文革”終於找到了通向真正公平和平等的社會道路。我的一個好朋友，就是懷著美國教授們引領的仰慕，才來到“文革”剛剛結束後的中國，領受被誤導的後果。這也是“文革”中只作“報喜”宣傳的效應。 　　中國從1949年以後，更有選擇性“交流”。我最近整理父輩留下的書籍，發現其實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出版翻譯了大量美國著作，厚厚的大部頭，都是美國“左翼”對美國制度的痛斥，抑或對紅色制度的理想化頌揚。美國的出版自由保障了對本國制度和本國政府的任何批評，不論多麼偏激都可以。但是，當它們進入一個偏執交流的他國環境，不僅沒有增進了解，還會導出更深誤會。這是明白人說的：“美國左派害不了美國，卻很可能把中國給害了”的原因。 　　偏執交流，不論偏向哪端，都非正途：在介紹美國時，也切忌走向簡化的頌揚。偏頗的介紹不利交流，反而可能引出幻想，容易在幻境破滅後走向另一個極端，難以冷靜客觀地剖析對方國家發展中的各類複雜因素。這絕非交流之道。所以，介紹同一個理念和制度，在不同時間、條件、地點下遭遇的不同困境，強調美國制度在歷史發展和現實運作中的複雜性，是現在正努力去做的事情。 　　每一個讀者都深陷自己的文化之中，絕非簡單閱讀就能立即改變思維習慣。曾經有個長輩讀者，看了《歷史深處的憂慮》對我談體會：終於明白，原來美國的新聞媒體是私營的、是五花八門、觀點立場各異的。可是不多久，她又指著《參考消息》的一條新聞對我說，“你看，連美國人的報紙都這麼說。”這時，她又因為根深蒂固的本土文化習慣，自動把自己的思維方式切換回來，認定：美國報紙的意見就是官方意見。所以，消除文化陌生是艱難而漫長的過程。 　　近距離看美國的系列寫作、出版，適逢中國逐漸轉而開始新一輪經濟改革，以一個飛速成長大國的特殊姿態，大步走向世界，中美再次走近，卻仍然陌生。一開始，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在中國產生激烈反應，更不要說一些偶發衝突，必然引發民族主義情緒反彈。中國對美國的理解經常處於大起大落中。大起和大落都是偏頗的。對我們這代人，民族主義一點不奇怪，因為我們成長在一個極端反帝反美的年代，非常理解民族主義的來源。這也讓我返身去看美國，它始終處在一個各種來源的反對中，你卻很難令美國人產生同類的“民族主義情緒”。兩百多年堅持下來的憲政文化，鑄成一個有恒長一定之規的國家，也使得看上去散散亂亂，一盤散沙的國民，其實內心自有他們的定力。 　　這樣的背景自然更提醒了交流的意義。而介紹憲政和司法，介紹一個形而中的具體制度，是既有理念又極具操作性的一個落點，今天，仍是中國最需要深入細致去了解的美國文化。萬分慶幸的是，不經意間，新一代具備常識、也具備極佳專業訓練的新學人，勤奮睿智，早已在默默耕耘，他們遠遠地、遠遠地，走在了前頭。 　　作者簡介：林達，是一對美籍華人作家夫婦合用的筆名。另有“丁林”、“Dinglin2”等筆（網）名。夫為丁鴻富，妻為李曉琳。他們皆於1952年出生在上海，1978年進入大學。曾在黑龍江省插隊。1991年移居美國。 　　林達的書，在中國大陸風靡一時，被譽為是介紹美國最好的作者之一，是中國的托克維爾。同時，林達在《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南方周末》等報刊開設專欄，不僅有時事評論，還有散文和特稿。林達的文字樸實自然，富有洞見，寫作領域涉及憲政、法治、歷史、國際關係，是少有的全能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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