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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為什麼人們厭惡帝制? | |
http://www.CRNTT.com 2011-08-29 18:11:48 |
西方爭論的中國版 有趣的是,近年來這樣的爭論也從西方漢學界擴展到了中國史領域。這就是近年來影響極大的、由美國漢學界發起、很快國際化並傳入中國的爭論,即“加州學派”與“人口論學派”的“華山論劍”。前者認為中國傳統時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間)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並沒有什麼大的制度缺陷,歷史上的大亂都是“小冰河期”這類氣候災變。歐洲史學界的一些“反人口論者”認為中世紀歐洲人已經會以原始計劃生育手段因應經濟變化、以積極調整來打破“馬爾薩斯鐵律”,中國史學界同樣有人發現了傳統時代我們先人的計劃生育天賦。而工業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似乎也只是因為江南沒有富集的煤鐵。反之,後者則堅持認為人口過剩使中國淪於“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過密化”和“沒有發展的增長”,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滯和危機,更別提發生工業革命了。 耐人尋味的是,這場爭論號稱是為了打破歷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但顯然這樣的爭論幾乎就是西方史學界類似爭論的中國版,只是有個時間差而已。這恰恰是再明顯不過的國際學術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現象。應該說,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這種爭論都是很有意義的。它不僅提出了許多、並且解決了其中的一些實證問題,而且從方法論上對過去那種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生產關係”和“階級鬥爭”、並且把差異很大的前近代中國與歐洲都歸結為來自“奴隸社會”、走向“資本主義”的“封建社會形態”的史學模式是一個很大的糾正。由於這種模式改革前在中國史學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壟斷性,因此這場爭論在中國的意義尤其大。 但是,如果說過去那種關於“封建社會”的西方中心論史觀有問題,那麼如今這種圍繞“人口、氣候和瘟疫”做文章,並且熱衷於爭論古代“GDP”數值的新西方中心論史觀,恐怕也有同樣的毛病。過去那種史觀是“制度決定論”,尤其是經濟制度(即所謂生產關係)決定論,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今天無論講“必然”、“偶然”都不談制度,恐怕也有問題。如果說必然性的“人口規律”與偶然性的氣候、瘟疫災變對西方中世紀的盛衰確實有某種作用,那麼在中國它們也有同樣作用嗎?就像過去說中國古代和西方中世紀都是“封建社會”因而有同樣的“規律”那樣? 這顯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這樣的氣候災變,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紀的盛衰與中國傳統時代的治亂明顯不同步。西方於六七世紀之交發生第一次鼠疫大災難時,中國卻出現“貞觀之治”;14-15世紀發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災時,中國卻又出現永樂、宣德“盛世”。而中國兩漢之際大亂時,西方卻正值繁榮的“羅馬和平”時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麼解釋這些相反的事實? 其次,如果說到“人口周期率”,那麼中國與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顯。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現為瘟疫,次數比中國少,下降的幅度也沒有中國大,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現為殘酷的戰亂,與政治上的“改朝換代”高度重叠。如果說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總還是一種自然現象,那麼中國歷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現為“人禍”了。 當然,從另一方面講,“人禍”之前中國也有勝於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禍福相倚”,對比極為鮮明。中國人口繁榮時期增長比歐洲快,而崩潰時期的劇減更是駭人聽聞。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災難程度,中國不僅災難頻率更高,每次災難的程度,如果我們相信史書的說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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