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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的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0-04-06 08:15:06  


 
  16歲起,錢穆成為一名鄉村教師。接下來,他展現了與那個時代的主流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徑。沒有海外留學背景,也未追隨喧囂一時的各種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尋找另一個世界。他是一名偉大的自我教育者,從小學教師最終成為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難能可貴的是,他似乎從未從線裝書中逃遁,遠離現實的痛苦。他也從未將古代中國世界想象成烏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虛無主義的論調中,重申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它由特別的歷史際遇與地理環境所致。它的內在生命力可以保證它在面對各種挑戰時,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險的情況是,我們忘記了保持這種內在生命力。 

  自小迷戀司馬遷的錢穆相信,沒有什麼比歷史更能寄托中國人的智能與情感。在抗日戰爭最為激烈的1937年與1938年,錢穆手不停揮歇地筆寫著《國史大綱》,它跨越了幾千年的風雨,不斷重演著外族人入侵與被同化的歷史、中國人在面對外來挑戰時所表現出的氣節與智能……在一個西方世界占據優勢,而中國正在跌落到自信的穀底時,錢穆希望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保持著“溫情與敬意”。像鄧爾麟一樣,我大學的那位老師也稱《國史大綱》是“國家的驕傲”。 

  錢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舊宅只剩下殘缺的根基,冬日雨後的灌木蔓延其上。“我們一直想重修它。”錢煜對我們說。他稱錢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錢穆離開前,他經常見這個很有學問的叔公在小巷里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對小孩子很好”。 

  錢穆在1949年之後的故事,似乎更為單純,他成為流亡海外的中國傳統文化堅定的領導者。在馬克思的線性歷史論支配了中國時,他的思想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應該遭受批評。 

  我去了桂林街,這是香港九龍的擁擠之地,像半個世紀前一樣,這里仍是貧民窟。1949年10月,錢穆與他的朋友們在這里創辦了新亞書院。餘英時是二年級第二學期來此上課的。他在1950年春天從北京的燕京大學來到這里,他發現“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子已占滿了全部空間”,而錢穆給他的第一印象則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這個租來的僅有的四間教室里,錢穆想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韵。在一個炎熱、潮濕的夏天,餘英時發現錢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餘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仿佛這足以驅逐所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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