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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的中國

http://www.CRNTT.com   2010-04-06 08:15:06

16歲起，錢穆成為一名鄉村教師。接下來，他展現了與那個時代的主流知識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徑。沒有海外留學背景，也未追隨喧囂一時的各種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尋找另一個世界。他是一名偉大的自我教育者，從小學教師最終成為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難能可貴的是，他似乎從未從線裝書中逃遁，遠離現實的痛苦。他也從未將古代中國世界想象成烏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虛無主義的論調中，重申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它由特別的歷史際遇與地理環境所致。它的內在生命力可以保證它在面對各種挑戰時，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險的情況是，我們忘記了保持這種內在生命力。  　　自小迷戀司馬遷的錢穆相信，沒有什麼比歷史更能寄托中國人的智能與情感。在抗日戰爭最為激烈的1937年與1938年，錢穆手不停揮歇地筆寫著《國史大綱》，它跨越了幾千年的風雨，不斷重演著外族人入侵與被同化的歷史、中國人在面對外來挑戰時所表現出的氣節與智能……在一個西方世界占據優勢，而中國正在跌落到自信的穀底時，錢穆希望我們對於自己的歷史保持著“溫情與敬意”。像鄧爾麟一樣，我大學的那位老師也稱《國史大綱》是“國家的驕傲”。  　　錢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舊宅只剩下殘缺的根基，冬日雨後的灌木蔓延其上。“我們一直想重修它。”錢煜對我們說。他稱錢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錢穆離開前，他經常見這個很有學問的叔公在小巷里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對小孩子很好”。  　　錢穆在1949年之後的故事，似乎更為單純，他成為流亡海外的中國傳統文化堅定的領導者。在馬克思的線性歷史論支配了中國時，他的思想不僅不合時宜，而且應該遭受批評。  　　我去了桂林街，這是香港九龍的擁擠之地，像半個世紀前一樣，這里仍是貧民窟。1949年10月，錢穆與他的朋友們在這里創辦了新亞書院。餘英時是二年級第二學期來此上課的。他在1950年春天從北京的燕京大學來到這里，他發現“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子已占滿了全部空間”，而錢穆給他的第一印象則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這個租來的僅有的四間教室里，錢穆想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韵。在一個炎熱、潮濕的夏天，餘英時發現錢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餘英時去買《二十四史》給他讀，仿佛這足以驅逐所有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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